马国川：这也正是您经常说的“别人的穷困并非与我无关”。
茅于轼：在个人之外，致富之道在于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中，最核心的是通过自由交换的市场价格机制来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只有买卖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或者说，人们必须从要素市场上取得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
马国川：您是一个忠实的市场信徒，您对市场机制的推崇几乎到了迷恋的程度。
茅于轼：我对市场制度的信奉来自我经济思想中严密的数理逻辑基础，也来自我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观察和感悟。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的富国无例外地都是市场制度的国家，我国改革成功的经济充分证明了市场制度在创造财富中的神奇作用，也证明了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所以，我在研究经济学的同时，一直不遗余力地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1985年我访问美国时，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者，他们中一部分留在美国教书或者作研究，一部分回到国内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后近十年的时间中我一直担当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负责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协助学会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理论，出版过许多图书杂志，其中比较流行的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这套书是我和汤敏主编的，每四年一期向国内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收入了杨小凯、钱颖一、田国强、陈平、易纲、邹纲、王建业等一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员的论文，介绍了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对策论等经济学新兴领域。
马国川：这套书是国内经济学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影响深远。
茅于轼：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方向，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所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不过尽自己的一份责任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