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与“价格改革主线论”者将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不同，我们北京大学的学者认为，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应该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我们的理由是：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我国是短缺经济，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的情况下，价格和价格水平的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中国的企业不具有真正商品生产者法人的自由度，放开价格只能加剧短缺条件下的经济混乱，而不能收到“二战”后西德和日本价格改革带来的效果。因此，我们提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8年左右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应把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联系起来，把非规范化的承包与规范化的产权改革联系起来。在8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马国川：你们还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厉以宁：我们开列了一个时间表：1988～1990年，完善与发展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继续试点；1991～1992年，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1993年以后企业实行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的企业集团。在9个方案里，大多数都主张国企改革应走股份制道路。当然，各个方面的区别也比较明显。如吴树青就认为，中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还不适合搞股份制。
马国川：今天回顾“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争论，您怎样评价这段历史？
厉以宁：重要的不在于结论是什么。关注争论的人们，无论赞同哪一方的观点，都对争论涉及的经典理论和国际经验有了更清晰和正确的认识。因此，这场争论不仅仅停留在政策主张层面，更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在汇集了这场争论主要观点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经济学的创新与经济学的争鸣是联系在一起的。创新是集体智慧的结果，是无止境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不同的学派，将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共同做出努力。”
马国川：您还有一句话“经济学的争鸣是经济学繁荣的必由之路”。
厉以宁：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