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8岁，生活圈子还小，就那么几个朋友。大家买了一次，就“需求饱和”，不会再买。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几块钱的金额，南希还要帮助女儿给买主准备感谢卡。我们每到周末就看见这母女俩提着一大箱橡皮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找买主，心里不禁暗笑：这可是人家的风险投资呀。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着女儿兜售橡皮，一个小时挣三四块，收入不及最低工资线的一半，甚至有时谈起生意来弄得安娜上课迟到。更不用说，批量买下的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销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赔本。
南希的年龄我们自然不好问，女儿说她长得像个少女，估计最多三十左右。如此年轻，养育两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国造的工程师“专业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职业女性。真要经营橡皮，想来她也有足够的智商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其实，她赔的本就是在女儿身上投的资，她要想尽办法让女儿从小就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甚至从自己的父母这里也得不到。我很难想象安娜长大了会变着法儿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因为她从懂事起就没有这个概念。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中，曾以自己教育女儿的例子现身说法，强调父母向孩子传授正确的价值观念的重要性。有些读者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看了这本书才追悔莫及，发现自己忘了这一点，导致孩子长大后有了这么多毛病，很难再管教过来。另外有些读者则说，我讲得太理想主义，毕竟我女儿是在美国社会中长大，我的教育方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对这样的批评，我并非一点都不能接受。我常向亲友讲，在美国养孩子相对容易些。比如，为什么女儿没有我小时候向父母要钱的坏毛病？一是我们做父母的经常这样教育她，一是整个社会环境也给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朋友就是安娜那样的孩子。她从这样的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只能强化父母对她传授的价值观念。如果是在中国，她周围的朋友也许都是拿红包的孩子，而且可能聚在一起比谁的红包最大。这样，父母再想让她辛辛苦苦地靠卖橡皮挣学费，她就未必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仅是个家教问题，也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过，社会问题是能够被改正的，这就需要我们这代做父母的人在教育的价值观念上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如何建立？我和弟弟的那番谈话就是个起步，我们这代人首先要在亲友中开始这样的讨论，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这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为人父母的履行这种责任，就是履行对自己孩子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