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点，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给爸爸打电话汇报这一天的经历。爸爸哈哈笑过，只是叮嘱我要学着点。学着点，好深奥。Sandy一直在等着我回来，想听我这一天的经历。我告诉她，我觉得自己很笨。“慢慢来，熟悉了就好，这没什么难的。”Sandy一直鼓励我，又教了我几个敲门的心得。我抓着几张密密麻麻写满心得的纸，就这么念念有词地睡着了。6点不到，迷迷糊糊地下楼，开车门，点火。7月清晨的Monterey Park（蒙特利公园）还有些微凉，马路上除了孤独的红绿灯，只有稀疏的车辆在穿行。昨天夜里练习敲门台词的时候睡着了，一早起来浑身都是酸的，不过还是得强打精奔过去，真是比上学累。
周末，花公鸡要把大家拉到东边比较新一点的一个城市，尽可能开拓新客户。一如往常，又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明媚，这是加州最迷人的地方。但是今天这好天气好像与我无关。花公鸡的破车没有空调，窗外的阵阵热风让拥挤的车里更热了。今天车里换了几张新面孔，除了有我熟悉的Mike、Tom、David、两个敲门小妞，一个喜欢爆粗口的老墨不见了，多了一个白人大胖子Jack。虽然Tom也人高马大，但是不如Jack这么重量级，于是Tom略不情愿地把我身边的座位让给了Jack。听说Jack曾经随部队在阿富汗服役，真不能想象他这样的身材怎么在战场上灵活移动。Jack没太多文化，常常交不起房租，从阿富汗回来之后，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偶然看到Kirby在招人，听说有人靠这个发了大财，他就决定试一试。我对Jack在阿富汗的经历挺感兴趣。“你从阿富汗回来是什么感觉啊？”“你想听故事吗？”Jack反问道，“想听故事的话我可以说很多很多。阿富汗那该死的地方，真不是人去的。”Jack回来之后有轻度的PTSD（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曾经长时间失眠，现在回到美国平静舒适的生活中，他也不想再多回忆过去。我这么问，是不是在揭人伤疤呢？“Jack可是有个好故事呢，比电影还精彩。”Tom凑过来使了个眼色。Jack瞬间有点尴尬，我看得云里雾里，怎么回事儿啊？Jack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听得下巴都要掉了。原来Jack在阿富汗服役的时候和当地的一个女翻译风流了一晚，回国后有一次他去某个地方推销Kirby，而巧合的是，有户人家正是当年他在阿富汗认识的一个战后回国的行政人员，而他老婆正是那个女翻译。“他们没认出我，她老公还指着他儿子说长得跟我很像，我当时冷汗都出来了。”Jack说着笑起来。“那儿子是你的吗？”Tom问。“长得还挺像，算算时间也差不多，”Jack耸耸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们也不再聊下去。
临近中午，我们才到了这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城市。洛杉矶各地的居民区房子和街道布局几乎一模一样，不过从锁在院子里的房车和游艇数量便能判断出这片地方的居民收入都不错。不多休息，花公鸡就把大家分散到各个街区。各家的房门紧闭，有的人家因为不喜欢这类上门推销还特别贴了一张牌子，注明：这是私人区域，谢绝任何推销。还是没有多少信心，敲门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做这工作之前，我可是很少有求人的地方，更不会吃闭门羹。虽然自己的虚荣心早已磨淡了，像这样拿着一张很丑的宣传单去一家一户地推销吸尘器，面子上还是挺挂不住的。何况这么大太阳的天，也没口水喝没个遮挡物，想想就觉得自己可怜。但是和那些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伴们比起来，我如果连一户人家的门都敲不开，岂不是更没面子？我就这么反反复复，磨磨唧唧。我试着按Sandy教我的方法，至少让每个人拒绝我三次以上才可以放弃。一条街上二十几户人家，给我开门的，基本都很友好地拒绝了我。可恼的是，我对Kirby也是一知半解，也想不出什么卖点。最要命的，我内心已经否定了这种工作方式的价值。我坚持认为通过这种强迫式的说服让消费者买产品是很不道德的。我讨厌被推销员纠缠不清，也不想当个纠缠不清的推销员。但是，这些想法都不能和花公鸡他们说，这会意味着，我对这个团队没有贡献，说不定下次他们就不愿意载我出来了。而我还没厌倦在洛杉矶的各个角落之间这么来回奔波呢。“都问过了，没有人感兴趣，”我爬到自己的座位，简单地报告给花公鸡，不想多说。“你是中国哪里来的？在这里念硕士？”花公鸡居然用中文问我，原来是个中国人。看来我的直觉是没错的。我点点头，不吱声，盯着反光镜里的他，这次他看上去没那么讨厌。“我很小就跟我妈妈来美国了，六七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从小就熟悉这些。我家原来在中国非常有钱，我拿钱当玩具，你相信吗？我们家的钱可以给我拿来堆积木。I love money!”“是吗，你这么喜欢钱？不是所有东西钱都买得到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和我说这些，我还是忍不住反驳他。“钱可以把一切都毁了。小时候，我亲眼看着我爸爸被人杀死的，我就在边上玩。”花公鸡变得有点神经质地发笑，停顿了一会儿，说，“我现在很少去中国，两三年一次吧，中国没意思，我在那里待不了多久。”我看着这半个同胞，真是无话可说，也还没有分析出刚才接收到的信息背后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