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是中国的“历史最坏时期”?-杨帆(2)

计划经济的真实意义与成就

说计划经济时期就真正是工人农民当家做主,说国有制度就真正是全民拥有了生产资料,能够超越商品货币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或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系统。如果把信仰与科学混同,强制推行理想主义,就必然要犯“左”倾错误。我国计划经济在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失误,再加上毛泽东同志特殊的理想主义与实践,“左”倾就更加厉害,这在1978年底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有结论:承认计划经济积累太高,国强民穷,国家对老百姓的消费有历史欠账,要补欠账,集中精力搞经济;承认计划经济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历史浩劫。这样的结论成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如果开始新阶段就必须彻底否定旧阶段,那么以后改革开放也会被否定。这恰恰就是一种“革命”思想,而不是改良思想;改革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就在于它不是否定与割断历史,而是尊重传统,按照历史延续性的逻辑发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在一个国家内一个政党和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难道就没有延续性?这与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积累率高达30%,在排除了经济波动因素以后,有效年经济增长率至少在10%以上。更加主要的经济成就不在总量而在结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并不能使中国富强。自洋务派以来中国致力于工业化与现代化,从官办、商办到官督商办都试过,百年来结果如何?到1949年中国工农业产值的比重是l:9,工业只占10%。制度学派解释为官商结合的腐败所致,实际上根本原因是没有强大的国防,1840一1945年这105年间中国没打过胜仗,帝国主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关键的经济条款是5%的低关税,美国却长期实行46%的高关税,相差40个百分点,无论什么样的产权和所有制,都不能与外国竞争。

计划经济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侵略和掠夺,后发国家则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之分。自由贸易不能强国,依附型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实际结果是不发展,帝国主义也不让我们发展。在共产党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以后,必然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与帝国主义交战被封锁禁运的条件下,中国毅然拒绝依附型道路,决定依靠国家力量实行内部积累,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原始积累方式,比侵略型道路道德水平高,比依附型道路速度快。计划经济的实质是依靠政权力量强行压低消费,把积累率提高到30%以上,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源泉,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两代人的牺牲,在28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200年的道路,完全没有对外掠夺,无论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都是站得住的。

集中力量做大事,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当年趁美苏争霸之机我们牺牲洋房汽车首先拥有原子弹,等到现在政府税收充裕了,美国霸主还能让我们研究原子弹吗?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利用国家的组织力量,比较彻底地消灭了传染病,修建了基本的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

1978年工农业的实际比重大约是5:5,一个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在军事工业和高技术方面,与国际水平迅速接近,1970—1980年10年奋斗,大型喷气式飞机研制成功。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美元,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计划经济体制适于积累不适于经营,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历史必然,只不过历史规律不能自动实现,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人的活动就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为“文革”后期政策极端“左”倾,思想极端僵化,因此激烈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斗争难以避免,这样的斗争伤害了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代人的绝对对立,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今各执一词,互相否定,丧失了中国人“唯大英雄能够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与胸怀,或许只有新一代人才能够完成这一“超越左右翼”的思想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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