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英国史，即使仅从威廉斯之发表《文化与社会》的 1958年算起，也已经跨越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了。文化研究最初是一项英国国内的事业，致力于解决其国内的文化政治问题，如大众媒介、流行文化、青年亚文化、消费社会，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抵抗、链接一直是其关键词，也可以说是其灵魂。大约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议题迅速国际化。霍尔开始高频率地谈论身份、混杂、新族性、英国性、全球化，尽管他早年也不时有此讨论。检视莫利的话题史， 80年代不出“全国”（受众）、“家庭”（电视），那么 90年代就转向了“全球媒介”、“电子图景”、“文化疆界”等这些显然只有全球化时代才有的课题。近些年，“全球文化”、“全球公民”、“全球公共空间”等“叫词”（buzzwords），还有从美国响起的对“全球化文化研究”（Globalizing Cultural Studies）的径直呼喊a，则更是将文化研究的全球性渲染得姹紫嫣红、春意盎然。《国际文化研究》的创刊（ 1998年），文化研究课程和系科在全世界的遍地开花，加之也多有以“国际文化研究”相标榜的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出现，这些终于从体制上将文化研究纳入了全球化语境之中。
种种迹象表明，文化研究已经自觉地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但是这并不必然是说，文化研究就已经取得了正确的“全球意识”。没有谁会否认，未来的文化研究必定是全球性的，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更深层的要求，即，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必须以一个与时俱进的如上被翻新了的作为哲学概念的“全球化”或者“全球性”为其理论，为其胸怀，为其眼界，否则就仍旧是“现代性”的文化研究或“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而不是综合和超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文化研究”或“全球性文化研究”。
以下我们将以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争为例，分别阐明何谓“现代性”的文化研究，何谓“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其各自的问题是什么；最后，以“全球性”这一被更新了的哲学概念，我们愿意将其凸显为“全球对话主义”，重新审视“文化帝国主义”论争所指涉的文化流动现象，这现象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也许我们甚至能够说，它自遥远的柏拉图时代或孔子时代就开始了。文化从未停止过流动，文化“们”总是在碰撞，在裂变，在融合，在寻找新的融合。今日所有的民族文化都不是天生独一的，就连民族本身也并不是单一来源的。不过，全球化则使这一古老的现象以其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向我们呈现出新的迫切性和问题性。对它，我们不能不急切切地面对。
a See. Cameron. McCarthy,. et al..（eds）:. Globalizing Cultural Studies: Ethnographic Interventions in Theory, Method, and Policy,.New.York.&.Washington,.D..C.:.Peter.Lang,.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