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囚犯是被随心所欲的暴力行为和不公平的待遇所困扰的话，高高在上的苏联统治阶层则是因为多少有点不同的问题而烦恼。二十年代中期，像“普通”监狱系统的其他部分一样，北方专设集中营显然没能达到其实现自给自足的首要目标。实际上，苏联的集中营——无论是“专设的”还是“普通的”——不仅不能赢利，而且它们的负责人还持续不断地要求得到更多的钱。
在这个问题上，索洛韦茨基与当时其他苏联监狱的情况一模一样。在索洛韦茨基，由于囚犯和看守的特殊性，极端的残忍和极度的舒适很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明显，不过，索洛韦茨基的胡作非为也反映了全苏其他集中营和监狱的共同特点。理论上，构成普通监狱系统的也是把农场、车间和工厂连成一体的劳动“组织”，它们的经济活动同样混乱无序而且无法赢利。一九二八年，一名检查人员视察了一个这样的集中营，它地处卡累利阿农村地区，有五十九名囚犯外加七匹马、两头猪和二十一头奶牛。检查报告不满地说，只有一半囚犯有毛毯；马匹的饲养条件恶劣（而且未经许可就把一匹马卖给了吉普赛人）；其余马匹定期用来为集中营的看守办事；集中营的囚犯铁匠获释时顺手带走了所有打铁用的工具；除了主要负责人的住处之外，集中营的房屋全都没有取暖设备，甚至连保暖的措施也没有。更为严重的是，正是这同一位主要负责人，每个星期有三到四天不在集中营里上班，经常不经允许提前释放囚犯，“顽固拒绝”给囚犯讲授农业知识，并且公开宣称，他认为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毫无意义”。一些囚犯的妻子居住在集中营里，其他囚犯的妻子长时间入营探视并与她们的丈夫消失在树林深处。看守们“为琐屑的小事争吵不休并且经常喝得烂醉”。难怪上级部门批评卡累利阿地方政府“不理解强制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及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所在”。
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集中营显然赚不到钱，而且从一开始就赚不到。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白俄罗斯戈梅利的契卡负责人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要求得到五十万卢布紧急财政补贴：当地集中营的建设由于缺乏资金已经陷入停顿。在随后的整个二十年代，争夺监狱系统控制权的各个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为资金和权力勾心斗角。为了减轻整个系统的负担，监狱定期实行特赦，这种做法最终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宣布实行大规模特赦时达到极致。当时从常规监狱系统释放了五万多人，主要是因为必须消除人满之患并节省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