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苦难的经历之外，古拉格的居民和其他苏联平民共同享有许多东西。无论是在劳改营的内外，都会发现同样马虎草率的工作习惯、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的愚蠢的官僚作风、同样的营私舞弊以及同样阴森可怕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写作本书期间，我向一位波兰朋友描述了将在本书后面谈到的苏联囚犯所发明的——在要求完成的劳动定额上作弊——方法。他哈哈大笑着说：“你认为是囚犯发明了这种方法？整个苏联都在流行。”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铁丝网里面的生活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性的，不如说是程度的不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即使是在劳改营的俚语中，谈到铁丝网外面的世界时也不说“自由社会”，而是说“大监狱”，更大，没有劳改营的“小监狱”那么要命，但是并不更人道——肯定不会更人道。
另外，如果不能认为古拉格与其余苏联人的生活经历完全无关，那么，也就不能把苏联劳改营的故事与涉及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与囚禁、流放、监狱和集中营有关的悠久历史彻底分开。将犯人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向社会赎罪”，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同时不再用他们的思想意识或犯罪行为危害其他人——是一种像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的传统做法。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统治者将持不同政见者放逐到遥远的殖民地。与离开雅典流亡的痛苦相比，苏格拉底选择了死。诗人奥维德被流放到黑海之滨一个恶臭的港口小城。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将窃贼流放到澳大利亚。十九世纪的法国将判刑的犯人放逐到圭亚那。葡萄牙则将不良分子送往莫桑比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