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之后，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在二○○二年，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认为足以动笔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一主题写一部完整的著作了。他的尝试引起了另外一些作家的疑惑：为什么在政界和文学界的左派中，几乎没有人这样讨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有些情况没有变化。对于一位美国学者来说，发生在苏联的事情——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他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三十年代的清洗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清洗促进了人员的晋升，所以为改革打下了基础。对于一位英国文学编辑来说，发生在苏联的事情——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他拒绝刊登一篇文章，原因是它“过于反苏”。不过，更为普遍的反应是对斯大林恐怖时期感到无聊或者漠不关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写过一本关于苏联以前的几个西部加盟共和国的书，另外撰写的一篇简要介绍该书的文章包括下面几行文字：“三十年代这里发生过可怕的饥荒，在那场饥荒中，斯大林害死的乌克兰人比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还要多。可是在西方，到底有多少人记得它？毕竟，这样杀人害命太——太乏味，而且明显缺乏戏剧性。”
购买小玩意儿，某位哲学家的名声，好莱坞电影的到位或缺位，这都是些小事情。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那就形成了一种背景。理论上，美国和西欧的公众知道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受到赞誉的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西方以多种文字出版。一九七三年，他那部关于劳改营的口述史《古拉格群岛》——同样是以多种文字——问世时好评如潮。实际上，《古拉格群岛》在某些国家导致了一场知识界的小型革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它使整个法国左派转而采取反苏的立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实行“公开性”期间，大量关于古拉格的让人难以想象的事实被揭露出来，而且由于在国外的流传，它们也已广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