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膜
3岁时，我很忧郁，喜欢，在河边，丢小石头。这段是我一写小说的哥们常年的签名。后来，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我只能记忆声音，完全不解词句的含义，歌曲在我脑子里就是声音体，像心电图。比如，我居然会唱一首完全不知道含义的日语歌，发音完整。
9岁，我开始有疑惑，自己的身体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么？药会对我的机体像对别人一样管用？
14岁，我发现自己是常人，英语单词没见过也确实不认识，倒在水泥地上也会磕掉牙齿。
20岁，事情开始玄妙，我出现了词语障碍，常会恍惚意识“语言这东西复杂、玄妙和伟大，如果人们把几个词句排列在一起，就能理解意图”这件事不可想象。这种状况在我坐上出租车说出目的地的时候尤为明显——“三里屯。”我说。司机一言未发，车子却启动了。这太可怕了！他真的意识到我要去的所在地了吗？我从未当面跟人交流过这些。
25岁开始我认为世界与我之间有一层薄膜。它不透气，让我觉得冬天不寒冷，秋天也不清爽，糖不甜盐不咸，花开花谢无分别；见到生，我会想到死；说到欢欣，我会想到指日可抵的悲悯；提起愁苦，我又站得更高去回望生来死去，秋叶安然。
一种分裂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诞生了。憎恶一具无法体量外物的身躯，不能穿刺的一道膜。生活是竹签上随时可以腐烂摘掉的山楂。我能想到清晨，就会知道傍晚，看到起风就知道要落雨。睡前的头一晚我会预料明日之事。写在头一篇的专栏，我也仿佛看到，终有一天，它会停止，而那时我要么是倒在湖边养荷花，要么就是吹着南方的山风写更多“踉跄拾阶操白云”的废话。活着活着，就只活剩了概念。
荒木经惟说：“我不主张换镜头，而是要自己后退或前进来接近被摄物体。摄影，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拍。”活在隔阂世界里，最灵敏的部分就是身体的抓屏。眼球会伴随思维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关心的点上，这就是生的中肯，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上的分子，经常要隐匿的中肯，于是无聊。
不是说万念俱灰，我的盼头里还有一样：这辈子能逮住个外星姑娘，谈一场唯物论者跟宇宙能谈的最伟大的恋爱。我相信如果让我抚摸着一张蓝色面孔，或者细菌一样的脸，然后与其谈论广州火车站的治安问题，一定是一件人生快事。那感觉类似姜文的电影里常有的小号声再次嘹亮而起，面对一辆奔向远方的火车。
哪怕是一个清晨，一壶安逸清亮的茶水，一本利索干净的书，或者我们再一次回望过去，自习室久久凝望的背影，就会感到苏醒的力量还在，还会带领我们跟世界变换体位的折腾下去。此刻用电影手法来表达心情，类似《大决战》里面的航拍镜头，掠过张着大嘴喊着“啊——”的人群，掠过山河壮美，掠过狼烟婆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