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上海的工作
父亲在上海住了十年，主要是帮忙编书、做研究、写书。
据蒋君章先生的回忆，上海哈同花园的正式名称是“爱俪园”，园内设有“仓圣明智大学”。
蒋先生说，开学仪式时，王国维先生排列第三，校长在最前面，其次是教务长和王国维先生等重要教习。他在小学读书时，即已久仰王国维先生的大名。
他说，王先生是短短的身体，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标记。
在上海的这几年，生活虽然艰难，父亲著作却颇多，渐受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外国学者与父亲也常相往来。
1918年，父亲拒绝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不愿前往北大任教，反而前往仓圣明智大学担任经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有意延揽父亲，也遭到婉辞。
1919年4月，罗振玉自日本返国，父亲与伯希和（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探险家，也是敦煌盗宝的始作俑者）、罗振玉等在上海会见，论学为乐。日本人狩野直喜将他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录得的敦煌残卷数篇，提供给父亲，父亲因此得以发表许多有关敦煌残卷的文章。当年10月，父亲开始为乌程蒋汝藻编撰《藏书志》，其后又为《浙江通志》撰写文章，生活相当忙碌。
1921年，北京大学再度托请马衡代邀父亲前往担任文科教授，不知何故，父亲再度拒绝。或许当时父亲仍为蒋汝藻编写《藏书志》吧。一直到1922年年初，父亲才答应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通讯导师，不必前往北京任职，可以在上海继续编书写作。
父亲为蒋汝藻编《藏书志》的工作，到1923年结束，仓圣明智大学也在这一年解散，父亲遂返回家乡，作短暂的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