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不知道,”格里塞尔达说,“我的脑子很乱。我不明白为什么劳伦斯要表现得像个十足的白痴。”
“如果你昨天晚上看到他那张脸--”我开口道。
“跟我说说。”马普尔小姐说。
我把回家路上的事讲给她,她听得很专注。
我讲完后,她说:
“我知道,我这个人很愚笨,该理解的理解不了,但我真的没明白你的意思。”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打定主意作恶,要夺去一个同类的生命,那么,事后他不会表现得如此惊慌失措。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冷血的行动,虽然凶手可能有点儿慌张,难免犯点儿小错,但我并不认为他会表现出你所讲述的那种焦躁不安。的确,很难做到设身处地,但我无法想象自己陷入那种境地。”
“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争辩道,“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劳伦斯可能因为一时冲动开了枪,事后想起来很害怕。确实,我宁愿相信这就是当时的真相。”
“我知道,亲爱的克莱蒙特先生,我们每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事实本来的面目,难道不是吗?在我看来,事实不容许你强加的诠释。你们的女佣明确表示,雷丁先生只在家里待了几分钟,显然,这点儿时间是不够用来吵架的。另外,我还听说,凶手趁上校在写信,从他脑后开了枪--至少我的女佣告诉我的情况是这样。”
“完全正确,”格里塞尔达说,“他好像是在写一张便条,说他不能再等了。便条上的时间是六点二十分,桌上的钟打翻了,时间停在六点二十二分,让我和伦困惑的正是这一点。”
她解释了我们家有把时钟拨快一刻钟的习惯。
“非常有趣,”马普尔小姐说,“确实非常有趣。但我认为那张便条更有趣。我是说”
她停下来,看了一圈。莱蒂斯·普罗瑟罗正站在窗外。她走进来,对我们点了点头,嘴里喃喃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