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试图巧妙地转换谈话的方向，“我们不得不接受年迈所带来的惩罚。”
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激怒了她。她说，这件事很蹊跷，她很惊讶，我居然不这么看。说完，她拂袖而去。我猜她是找普罗瑟罗上校诉苦去了。普罗瑟罗上校是一个逮着机会就小题大做的人。他确实小题大做了一番。遗憾的是，那天是星期三。我星期三上午正好在教会学校授课，结果这件事搞得我神经高度紧张，整日不得安宁。
“我想他一定很开心，”我妻子试图用一种公平的口吻概括她的观点，“没有人围着他转、叫他亲爱的牧师，没有人给他绣难看的拖鞋，送他圣诞袜子。连他妻子和女儿都对他厌烦透顶。我想，他很高兴能找到一个感觉自己很重要的地方。”
“他大可不必如此粗暴无礼，”我的情绪有点儿激动，“我想，他可能没意识到他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想查阅教堂的所有账目，他说，万一有挪用公款的迹象呢--挪用公款，他竟然用了这个词。难道他怀疑我挪用教堂的基金？”
“没有人会怀疑你做了什么，亲爱的。”格里塞尔达说，“你为人光明正大，无可非议，你恰好可以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证明这一点。我倒是希望你能挪用福音传播会的钱款呢。我讨厌传教士，一直都很讨厌他们。”
我本想指责她这种想法，但就在这时，玛丽端着半生不熟的大米布丁进来了。我无力地抗议了一下，但格里塞尔达说，日本人就喜欢吃夹生的米饭，结果他们智力惊人。
“我敢说，”她说，“如果你每天吃一个这样的大米布丁，一直坚持吃到星期日，那天你的布道一定会很精彩。”
“但愿别这样。”说这话时，我打了一个冷战。
“普罗瑟罗明天晚上过来和我一起查账，”我继续说，“我要去英国教会男教友会演讲，今天必须把稿子准备好。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卡农·雪莉的那本《现实》把我吸引住了，结果把该准备的演讲稿耽搁了。今天下午你打算做什么，格里塞尔达？”
“尽我的职责，”格里塞尔达说，“一个牧师太太的职责。四点半的下午茶，听听丑闻。”
“有谁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