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loe从搬进办公室之后的第二天就开始每天花很多时间读《圣经》，开始是她自己读，后来在小纪阿姨头疼脑热了一回之后，Chloe就坚持让我和小纪阿姨一起听她读《圣经》，每天上午读两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除了三个人集体做饭吃饭之外，我们都在各自的房间保持着互不干扰的安静，即使同时出现在公共空间也都格外有礼有节。
SARS的发生让每个人强大的自我在集体灾难之下普遍降到最低点。人跟人之间不再需要过度的交集，到处的愁云惨雾滤掉了平日臃肿的无聊，剩下来最简单明确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活下去。
疫情也催生出了我跟许友伦的爱情。凡事都有因果，在一个人人生的因果中，没有哪个人、哪个阶段真正重要，因果就是因果，每个发生，事无巨细，都不可或缺。
事情要从小纪阿姨忽然感到头疼脑热说起。那是在公司解散的几个星期之后，SARS疫情正以迅猛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挑战着人们对恐惧的耐受力。一天，小纪阿姨在起床又发了一阵子呆之后，战战兢兢地跟Chloe汇报说她有点儿不舒服，好像发烧了。在当时，说自己“发烧了”，基本上等于自绝于人民。Chloe先愣了几秒，然后迅速冲到窗前打开窗户，又迅速冲进储藏室找几根艾条拿出来点燃分别放在房间各处，同时简练地对我说了句：“冲板蓝根！赶快！都喝！”
我上战场似的跑进厨房冲了三杯板蓝根。露露先是看Chloe跑就跟着跑，后来又看我跑也想跟着跑，一时间分不清跟谁跑更紧急，来回折返，把自己忙坏了。
我端着板蓝根出来的时候没看见脚下的露露，差点被它绊倒。Chloe呵斥了一声：“陈白露！别添乱！”那只狗听出了主人语气中的严肃指数，“呜呜”了两声夹着尾巴躲一边儿去了。我哆哆嗦嗦地举着传说中能预防SARS的褐色液体，分别递给Chloe和小纪阿姨。小纪阿姨犹豫地看了看Chloe和我，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不敢接我手里的杯子。必须得承认，我不是没有担心和迟疑。那是一种无法类比的严格的考验，有多少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仅仅是为了领取别人颁发的“好人牌”呢？况且，如果连生命的持续都无法保证，好人牌又有什么意义？这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在那些日子里，方圆几里之内出现体温不正常的别人，几乎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
是哪个心理学家说过，过度思考会让人做出更冷漠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