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目睹如此矛盾的情况？为什么大家总是低估自己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却高估其他人？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经历甚为满意，却认为国家在其他方面的服务糟糕透顶？如果我们能在经济衰退时安然无恙，能够不遭遇抢劫，那么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如此？
黛博拉·迈丁森在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研讨会上表示，这种情况与主观的控制感有关。人们会对自认为可控的事情感到更乐观。这种可控感往往只是错觉。然而，如果我们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就更有可能相信自己能够安全掌舵，朝正确的方向驶去。我们认为，相比他人自己不太可能遭遇抢劫，因为我们肯定不会往黑暗的巷道里走。我们不太可能患上皮肤癌，因为我们不会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就让皮肤暴晒在阳光下。我们会渡过经济崩溃的难关，因为社会总是需要我们这样独一无二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也承认，我们对国家的财政状况或者其他国民的健康及安全问题束手无策，没法掌控。因此，这些事情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通常也就没那么信心十足了。
还有一个因素也发挥了作用——相对性的力量。我们是否对工资满意，是否对菜单满意，是否对手机话费单满意，是否对健康卫生服务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朋友能挣多少钱，他们做的菜是否更可口，同事每个月花多少通话费，自己的家庭医生是否比其他医生更有能力。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所经历的是普通大众享受不到的，那么就相当于拥有了特权。这不仅仅是良好的服务，简直是高人一等的服务。如果我们觉得当地的公立学校表现卓越，而其他学校条件欠缺，那我们就算幸运胜出——这样我们的小孩不仅能接受良好教育，而且比全英国其他公立学校的孩子接受的教育都要好。
大脑又玩了一个小把戏，制造出了乐观错觉。人们不只会对自身的未来产生乐观偏见，还会对其他人的未来产生悲观偏差。这两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不单单认为自己幸运，而是极度幸运。这样也挺好，因为当我们身陷囹圄时，这种错觉会让我们觉得别人的境遇也很糟糕。
最后，哪一种观点更能与个人乐观态度相辅相成，决定了我们对待社会未来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平静祥和的年代，公众悲观可能与个人生活形成了对比，促进了个人乐观主义。所以，如果全世界都表现得很好；如果个人对自己的未来很乐观，对社会却持悲观态度，这表明我们不仅期待自己能做得更好，而且还预期自己的表现更好时，其他人的表现更糟——这会造成我们内心出现高人一等的错觉。并不是说我们希望别人不好，只是说明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满怀信心，但对其他人的未来却无法抱以乐观态度。实际上，我们常常认为国家的未来阴云密布，前途堪忧。
但是，当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发展低谷，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生活时，唯一能改变糟糕境遇的方法就是带动世界其他人与我们共同前进。在遭受经济危机的重创后，人们纷纷失业，存款也瞬间蒸发，这时他们就得相信世界很快会变好，因为这是让他们重新拿到薪水，提高生活质量的唯一办法。这时候，大家就会更多地关注并接纳积极信息，比如上文提到的奥巴马和秀兰·邓波儿。这时候，乐观情绪会感染整个国家，或者至少等到经济稳定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非常高兴又回到了公众悲观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