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华夏再度陷入“鞑虏”之手，日本对中国的鄙夷态度加剧。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下的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在看透了清帝国的现状、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日本，更存了轻蔑之心。日本学者在与清代学者论学时，表面上很客气，但骨子里对清朝鄙夷不屑，已经是透露无遗了。
1875年出生的宇野哲人被称为最后一个“日本儒家信徒”，此人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在他“最后一次朝圣之旅”的《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然而，现实却令他大失所望。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亦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
崖山之后无华夏，元明清“不过是唐宋的影子”。这是日本学界的普遍观点。至今，日本学者还保有这样观点：“真正传承了汉唐文化的是日本民族，因为在中华历史上，北方鞑靼人（元朝、清朝）两次对中原的洗劫和统治，间断了汉族人对汉唐文化的传承，而日本民族却无间断虔诚地传承了汉唐文化的精粹。”
19世纪，对中国失望的日本主动转型，明治维新后终于真正具备了压倒“中华”的底气。
崛起后的日本人认为，清国根本无法领导东方，甚至不配代表中国，而日本才应该正统相继。日本国学家抨击清代人虚伪，而日本的“大和心”与古中国人那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福泽谕吉、石原莞尔这些明治维新后最活跃的日本精英，主张“狼性征服”、把中国纳入日本的“华夷秩序体系”中——“大日本”就此轰然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