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与江湖会党从亲密到疏离对立，其中既有帮会自身的缺陷，但革命党人也确有处理不当的过失。事实上，如果革命党人对昔日盟友稍作安抚并作必要引导，原本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5年后（1918年），革命老同志蔡元培与张蔚西为编写《国史前编》而联名上书孙中山，其中打算将革命与秘密会党的关系细加罗列，以示饮水思源，不忘其根本。孙中山对此不以为然，他批复称：会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宜令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蔡、张感到有些不妥，于是又去一信，称同盟会“固亦秘密党会也，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不宜抹去其曾有的贡献。会党不入正史倒也情有可原，但历史的冷漠又何至于此。
1912年7月1日，红帮、青帮及哥老会公口三家帮会联合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曾任南京总统府卫队长的应桂馨担任会长，这也是民初会党“组党”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成立大会上，副会长、湖南哥老会首领张尧卿发表演说，“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会党的整体素质决非一句话即能提升，在各地民众强烈希望秩序稳定下来时，会党分子们仍旧到处捣乱，因而舆论的谴责日甚一日。
汹涌的舆情之下，会党中人也颇多无奈。1912年9月，“共进会”头目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其中称：满清之时，三会之人屈服于专制魔王之下，政府之对于三会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对于三会也，亦以匪目之。汪又辩解说，会员中人数众多，难免良莠不齐，但“共进会”绝无“恐怖党之性质”，何况短促之间，要想改正之前的种种弊端，实属万难，舆论对此不应过于逼迫。文章末尾，汪旦庵特请记者们“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如此，会党也有改邪归正的机会，彼此留下生存发展的空间。
民国后，稳定和法制成了新的社会认同，革命与破坏不再受到欢迎。话虽如此，会党中的一些恶分子却并不把“共进会”首领的谆谆教导放在眼里，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干出各种不法的勾当。在此情况下，浙江都督朱瑞于当年10月下令解散“共进会”，江苏都督程德全也随后发布训令，“勒令解散”。次年3月，“共进会”会长应桂馨更是直接主使了宋教仁刺杀案，会党的转型也就此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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