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文论的另一条支线是物语论。
“物语”是日本古代叙事性散文文学的独特样式。“物语论”最早见于 10世纪末宫廷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的《萤之卷》以人物对话的方式，对“物语”这种文学样式发表了深入的议论，后人公认为是日本“物语论”的滥觞，对后来日本人的文学观、物语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紫式部之后，关于物语的理论十分匮乏。12世纪末出现了一本对话体的物语《无名草子》（作者不详，一说藤原俊成之女），对《源氏物语》等平安王朝的多种物语作品做了品评，但都是对其中的人物形象的好恶善恶的议论，没有涉及物语文学的本体问题，缺乏文论的价值。本来物语在日本产生很早，而物语论却长期匮乏，主要原因是物语的创作与欣赏不像和歌、连歌那样普泛，物语本身也受到歧视，许多人认为物语仅仅是供女子消愁解闷的读物，这一点与中国文人传统上重视诗文而歧视小说是一样的情形。而且，“物语”作为平安王朝宫廷贵族文学特殊文体，随着宫廷贵族文化的衰落而创作不继，很快衰落，虽然后来也有“战记物语”等物语的变体，但都未能像和歌那样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样式，再加上要评论和概括物语，涉及到社会、伦理、历史、风俗、心理、美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领域，难度和歌论相比要大得多。从平安王朝末期，以藤原伊行的《源氏释》为发端，陆续出现了藤原四辻善成的《河海抄》（1362-1368）等多种关于《源氏物语》的注释、考证之书，但都属于出典考证而不是理论性的研究。到了18世纪安藤为章的《紫家七论》一书，才对《源氏物语》的作者、文体、形象、主题思想等做了全面论述，但总体上是以中国儒家文论的“劝善惩恶”道德判断模式为出发点。这种情况直到江户时代前期的“国学家”契冲的《源注拾遗》（1696）开始有所突破，而本居宣长所著《紫文要领》（1763）一书的出现，才真正建立了日本独特的物语论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