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批判》直议莫言与诺奖(11)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态度就是:说大人,则藐之;说诺奖,则藐之,--“藐”者,当然不是一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不是目空一切的心理,而是说我们要有自信心和自尊心,就是别仰着脖子看花了眼,把很轻的东西看得很重,把很小的东西看得很大,把很丑的东西看得很美。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需要的,就是鲁迅的那种不卑不亢的高贵态度和谦光自抑的自知之明。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便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便通过鲁迅好友台静农探询鲁迅的意见。9月25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这样说道:“诺贝尔奖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然而,不知何故,瑞典现在终于“理我们”了,终于把“诺奖”给我们了。很大程度上,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啊,倘若还像“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瞎折腾,那样把知识分子整得灰头土脸,那样把作家斗得死去活来,那样把老百姓饿得面有菜色,那样把国家弄得鸡犬不宁,外国人--包括厚道而公正的“诺奖”评委们--当然连白眼都懒得给你一个的,遑论把“诺奖”这样的大礼送给过来。如此说来,莫言真的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拿作家当宠儿的“和谐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国的“GDP”和经济实力让外国人不敢小觑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了文学的尴尬境遇和悲催命运:过去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现在是“国家幸运诗家幸,富强赢得诺奖来”。

二十多年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龙应台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视大奖·必藐之--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她说:“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她进而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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