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外婆的两个女儿--我妈和九孃，在当知青。五孃在大渡河钢铁厂做工人。舅舅则是待业青年，有双鲁班手，依靠组装自行车、收音机、小型机械过活。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五孃后来入选沙湾女子篮球队，打后卫，勇猛精进，人称“小老虎”；我妈妈回城进了牛华中学，当数学老师；九孃回城进了粮站，当职员；舅舅在80年代中期崛起，创办岷江机械厂，成为方圆50平方公里内远近闻名的乡镇企业家。
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家族的盛世。每到过年，老表们就从沙湾赶来，从五通桥赶来，从乐山赶来，从四面八方赶来，欢聚一堂。在外婆的老宅，我们坐在庭院里，吃坝坝宴，喝香槟酒，三五成群，杯碗狼藉。
团圆，团圆，团圆。团圆是少年时代我们在老宅里唯一能干的事。那时候亲情都随身携带，一遇到过年就掏出来点燃鸣放，也不上天，就在地面乱转，炸开来，流淌的全是温暖。
人必须到齐，缺了任一个，不论近亲远亲，都觉得像是人断了手指，树伤了枝条，河流露出河床。
在那个年代，作为家族中的最长者，外婆不会吝啬笑容、压岁钱与勤劳--每次过年聚会的饭局，都是她在厨房里忙碌大半天搞出来的，蒸甄子饭，煮腊肉香肠，炖鸡，烧鱼，炒家常菜……每一道菜都香浓可口，每一粒饭都感情饱满。
1988年，我父亲在乐山专区医院住院，我在外婆家住了大半年。晚上挨着外婆睡，冬天，她会给我弄好暖水袋，塞到我脚下。我喜欢用腿拱起被子，她就过来帮我放下腿，叮嘱我不要“立篓子”，这样会漏风，容易感冒。
每天早晨，外婆给我两毛五分钱吃早饭，一般只用得了一毛钱，如果吃正味轩的烩面的话，或者一毛五，如果吃黄孃的豆腐脑的话。节约下来的钱，攒到五块，我就交给我妈。我妈答应攒到100，就还我150。这么看来，从小我就具备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可惜长大后却遭魏晋风度奔袭。
外婆不识字，没法看我作业。她不善言辞，开家长会，老师说我调皮捣蛋，写作文嘲笑女班主任长得丑，她就急得满头大汗，说不出话来。
1989年我搬到五通桥住，从此离开生活了十多年的牛华镇。走之前我声称有三样东西最舍不得，五眼钟山的官司草、辜老师（小学时我的班主任，对我极好，喊我幺儿，是最早发现我有写作才能的老师）、史宣仲（发小）。当时我竟然没有把外婆算进去，不过也许这是因为我觉得外婆不单属于牛华镇，她跨越地域、超脱时间，永远都属于她的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