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5报业彷徨：忽右忽左
1956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报纸活跃起来，犹如中风后逐渐恢复的病人。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知识分子以为重回“人民内部”，更活跃了。报纸也提供了相应平台，譬如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方向之一就是“开展自由讨论”。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就发表于该报的笔谈专栏。
早春似乎真的到来了，《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一时间成为“大鸣大放”的重镇。知识分子们从各个角度向党和政府“开火”，建言献策，尖锐大胆，饱含情感。传统报纸外，民间的大字报也兴起，帮助我党整风。如北大的“民主墙”，被誉为中国的“海德公园”。
好景不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对“右派分子”开始反击。稍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系列编辑部文章，批判《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
随后，包括《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在内的许多报人被划为“右派”，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许多曾于报刊发表“鸣放”言论的知识分子也遭受迫害。在“反右”扩大化中，许多人甚至只因为单位需满足“指标”，就被打入另册。
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言论灾难，以报纸亮出开放姿态为始，以各界噤若寒蝉为终。
毛泽东对这种鸦雀无声的状况有着奇怪的态度。1958年1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的一篇文章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毛在3月15日对此文写下批语：“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4年后，1962年3月，毛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报纸也随之成为“吹牛大王历险记”。当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超英赶美，从此掀开报界“放卫星”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