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国家在做某一特定的事情时使用一种语言，而在做其他事情时则使用另一种语言。在卢森堡，人们在学校使用法语，而日常看报纸用德语。在巴拉圭，人们讲正事儿时说西班牙语，但是讲笑话时用瓜拉尼语（Guarani），也就是印第安人的本土语言。在希腊，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只用正统希腊语授课，这种语言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再没有人愿意讲，希腊人平时交流都用通俗的希腊语，但是通俗希腊语一直以来没有社会地位，无怪乎直到 1903年，《旧约全书》才有通俗希腊语版，全国各地还因此发生了暴乱。
如果一个国家说两种语言，甚至更多，那么很容易产生混淆。比如，在比利时，很多城镇都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名称，一个是法语居民使用，另一个是荷兰语居民使用。于是，一个地方既可以叫 Tournai（法语）也可以叫 Doornik（荷兰语）。荷兰语所说的 Kortrijk就是法语的 Coutrai，而法语人士（以及大部分英语人士）都熟悉的城市 Bruges（布鲁日），却被当地人称为 Brugge，发音当然也和法语不同。虽然布鲁塞尔拥有两种官方语言，但是，它实际上是佛兰芒湖中的一个小岛，以讲法语为主。
在比利时，语言问题涉及人们的情感问题，至今已有许多政府因为这个问题而下台。问题的症结在于荷兰语居民和法语居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变迁。法语居民居住的瓦隆尼亚区（Wallonia），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比利时的经济重镇，但是随着传统重工业，比如金属、煤炭业的衰退，比利时的经济重心逐渐转向了人口众多的法兰德斯地区，而这个地区过去属于落后地区。
当瓦隆尼亚区处于经济鼎盛期时，荷兰方言，即法兰德斯语禁止在国会、法院，甚至是学校使用，这自然引起了多数荷兰语居民长期的不满。双方的抵触情绪一触即发，有一次，佛兰德斯的一些村子中的村民选出了自己的市长，但是这位市长拒绝以荷兰语执行政务，这直接导致了比利时政府两度被推翻，而这次事件留给比利时政府长达 10年的阴影。
在讲法语的加拿大，问题似乎更严重。 1976年，魁北克分裂主义政党人士在莱韦斯（Rene Levesque）的领导下通过了《 101法案》，该法案禁止商业招牌使用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限制进入英语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规定移民子女也必须进入法语学校，即使他们的父母都说英语），超过 50个人的公司必须使用法语。
负责这条法案实施的委员会名称听起来就很恐怖，叫“法语监督委员会”。他们设置了 400名语言警察，一旦发现违规，就会开出高达 760美元的罚单。后来， Merry Christmas这样的庆祝圣诞的句子也必须取消，连 15 000个印有 Dunkin’ Donuts的袋子都被悉数没收。这些举措激起了魁北克说英语的 80万居民的强烈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