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来到北京开始读研究生，那时，各种思潮混乱而活泼，充满禁锢而又沸腾喧嚣。我们虽然还无缘捧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但是我们每日在疯狂地扫视着印刷粗糙的世界名著、搜寻着“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干享用的灰皮书、白皮书。借此，我们认识了布莱希特、卡夫卡、小库特冯尼格、雷蒙·阿隆、萨特、卡缪、尼采、海德格尔、托马斯·库恩、费耶阿本德，讨论着《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我们设法触摸西方经济学那《看不见的手》，我们在崇拜科学和理性，但是又在警惕《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归于一个焦点：探寻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的线索，那时候我们秉持着一种受虐的恐惧和臣服，认同了对中国历史那“超稳定结构”的阐释话语。
《别人的生活》描写的是1984年的东德，从这种社会氛围中，我们看到恐惧、权力和无情的干涉都还在有力而富有生命力地持续，但是从这个国家机关餐厅里的政治笑话，从大家对待这些大不恭的政治笑话的态度，我们看到围墙已经坍塌了。准确地描绘这个社会氛围对这样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十分重要，它给定了主人公们活动和选择的富有质感的环境，也给定了他们做出选择的境遇。这个境遇决定了奥普曼·威茨格尔行动的自由和责任都比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要大大增加。这也是给他后来能够稍微冒些许危险去按照自己意愿做事提供一个可信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关系。
影片描写的是后极权主义困境下的艰难和自由。这框定了主人公行动的危险和可能性，也决定了他们的自由和责任。这个餐厅里大家一起说的笑话具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意义，有了它，我们知道那已经不是一个不跟着走就要掉脑袋的时代，而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彼此贿赂、彼此糊弄和蒙骗、只管钱袋不管脑袋的时代。在这个笑话事件的过程中，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一直在场，他无言地看着这一切。后来，他由同情作家和作家的同居女友到自己出手去替作家转移打字机是冒险的。因为任务没有完成，他受到的处罚是被派去拆百姓的信件。我们看到，在这个后极权主义社会个体的危险是大大降低的。但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在这种社会中，我们行动的责任、对我们过一种更道德的生活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因为，我们行动的责任与我们生存的自由空间是成正比增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