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有力、有趣故事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真实支撑。柏林墙在1961年建立到1989年倒塌的28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7万5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809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其中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9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去控制1700万人民，这其中有过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老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相比之下，希特勒只用了3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饰演奥普曼·威茨格尔的著名演员叫穆荷，他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6年的时间，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的妻子。看过这部影片之后，我想起1990年的《参考消息》上有过对此事的一则报道。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某天，德国百姓冲进前秘密警察大楼，他们愤怒地把以前的监视档案扔到大街上去。依稀记得好像是有的人非要扯出来看看自己的一袋档案有多长，大概那情景就像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死去亲人的病人家属在地上把处方、账单排成长长一条。
那么，统一后的德国为什么要决定把前东德监视公民、互相告密档案都保存下来，不仅保存，还公开对公众开放供大家查阅？对这个国家行为的目的和此举对社会希望和实际引起的功效我看到多方面的解释。
解释一：此举是西德为了出东德的丑，资本主义的民主政府为了出极权专制政权的丑。我周围许多中国朋友虽然对专制政府厌恶透顶，但是他们倾向于解释此举是为了政治宣传，同时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监视公民这一点上与极权专制国家并无本质差别。
解释二：此举是为了记住历史、记住我们人类自己曾经建立起过这样的国家机器。保留这些记录是承认我们许多人在那种境遇下的种种肮脏卑劣行为也是人性具体展开的一个方面。这些档案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我们人性中不那么美丽的去处，虽然它们也许是非常情况下才暴露的角落，但是它发生过，我们应该把它当作遗产，当作不可涂抹的过去来记忆、保管和纪念。当年巴金提议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大概也是这样类似的思考。
解释三：保留监视、窃听档案目的和功能是为了追究责任。这种实际的罪责和良心的追问在德国二战之后成为整个德国的民族传统。在纽伦堡审判前后，那里的知识分子和前纳粹士兵、军官、百姓一起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多方向的沉思和辩驳。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亦译作雅斯贝尔斯）将极权主义国家治下普通人的罪责分为四种：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这四种罪责是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作的《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四种罪责的辨析和区分对反思纳粹统治下的普通人（苏联的米·罗姆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生存性质至关重要，对思考其他形态的极权统治仍有现实意义。在雅斯贝尔斯区分的四种罪责中，第一种是刑法罪责。“负有刑法罪责的是那些违犯法律并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