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的更大变化了：他偷了一本《布莱希特诗集》拿回家读。这个行动比他违反规定干涉被监视者的生活还要致命得多！他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读着从作家床下偷来的诗集中的《忆玛丽亚》：“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年轻挺拔的树干向上伸展，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我们头顶着美丽洁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洁白无瑕：只要你从心底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读诗这个行动不仅说明奥普曼·威茨格尔这个螺丝钉会违反机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转动，它有诗的感觉，它还会思想！这就要出事了。对于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人来说，思想作为动词在这里对于考察一个人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在《别人的生活》中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具有了解别人的愿望和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兴趣。在我看来，不是同情、怜悯、善良这些道德感，而是由于认真和精神的勇敢，由于思想的辛勤导致了他大脑中意识形态的钢筋混凝土板块出现了裂缝。正是由于这点思考的勇气和勤劳，他原本对工作的认真、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点燃之后的燃料。奥普曼·威茨格尔这点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说救了他的生活的根本原因。
思想着的人是有诗意的。他们和懒惰、逃避或者死心塌地秉持犬儒主义过日子的人是大有差别的。我们看到奥普曼·威茨格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酒吧里遇到刚刚跟作家争论过的女演员克丽斯-玛丽亚，他以一个仰慕她的观众的身份对她说，她正在做的不是一个好买卖。他还真诚地对克丽斯-玛丽亚说，你撒谎的时候就像另一个人。我们看到，威茨格尔在国家机器给的任务之外，在违反国家机器意志的情况下，慢慢地进入了别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他来到作家楼上的监听阁楼，同事告诉他昨天那个女演员出去之后不到20分钟就回来了，后来他们做爱了。观众知道，那20分钟就是他跟女演员在酒吧谈话的那段时间。听到这个汇报，奥普曼·威茨格尔只是说了一句：很好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