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个会教书的技术人员、特工教授、教授特工转变的起点在哪里呢？是怜悯和同情之心？刚才分析过他原本没有。是爱情？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场景和人物行动是会让我们产生某些这方面的猜测。但只是有些迹象，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明显、直接的信息交代出他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是基于他对剧作家女朋友克丽斯-玛丽亚的迷恋或者爱情。我一直在仔细寻找，试图搜寻出他从什么地方偏离了职业特工人员的职业规范，在什么地方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从什么地方开始他是在做自己的事。
起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一流的职业水准、敬业精神的国家安全局特工。他有高超的审讯技术、不算高深但是很够用的心理学经验；不仅如此，后来我们还知道，他是一个理论家，能上讲台传授自己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他只管效率，脑子里绝没有讲良心、讲道理这一些人之常情。在对一个人家布置全套窃听装置时，我们没看见他有任何的肮脏感或者内疚感。他还敲开作家对面的门，坚定、坚毅地对老太太说：“如果你说出去一个字，你就永远也见不到你的家人。”
逐步地，连他自己一开始都没有太注意，他偏离了自己执行的任务。这颗钢铁铸就的螺丝钉有了自己的意愿，他有了自己的对作家和同居女友的了解和思考。第一个行动好像有点不经意，多少有点像小孩的恶作剧：他在女演员被文化部长的汽车送回来时弄响门铃。要把这个行动读解为他对女演员的迷恋或者心理上的虐待也不是不可以。这个举动在剧作上引出两家三个人的变化。在作家和女演员那里，此举让作家丈夫下楼看到了女友对自己扯谎了。作家知道克丽斯-玛丽亚在为自己忍受并持续承担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他们当天的拥抱和下一个星期四对此事的争论改变了克丽斯-玛丽亚的行动。更大的、也许更加不被角色自己和观众察觉的变化发生在奥普曼·威茨格尔这里。就现实环境营造来说，监听人员安装如此无处不在的窃听装置并在门口安装上摄像头多少有点夸张。我几年前写过一篇《你以为你是谁》的文章提到过，就是在当今中国，以我打听和了解到的知识，窃听、监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要很耗费一些纳税人的成本的。在安装那样周密的窃听设备的同时，他们还把门铃的线头引一组到自己的窃听控制室来，这稍微有点没由头。但是，由于其大历史环境的真实，由于具体性格描写的真实感和在本片形式系统内的美感，这一笔具有了具体情景中的相对真实感，同时由于编导在艺术上把这整个窃听装置用出了感人的剧作关系，这就加强了这些类似的技术夸张笔触的被认同感。在剧作上，这一笔开始让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奥普曼·威茨格尔这个角色的变化，不管他此前对这次任务是怎么想的，这一个用手中两根线头触响门铃的行动是他以后一系列“犯规”行动的开始。从这个动作开始，他开始触犯了自己被安装于其中的那个机器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发自个人的意愿跟被监听的对象有了关系，他居然开始关心起别人的生活。他这一次粗暴干涉他人家庭内政也是不请自来的，我们很难说这就是道德的或者有什么善意。但是，惊人之处在于，这次粗暴干涉不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愿的行动，有了这点对别人生活的关注和关切，一颗只会被别人拧来拧去的螺丝钉就可能起变化，就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发动机，一个有强大力量的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