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工人的“非地方化”使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野蛮管理变得极为平常。而当这些国家和地区立法禁止了这种野蛮的行为后，在20年后，这种野蛮的管理方法被移植到了中国。随后，我们又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暴行。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全球寻找生产基地之时，其实际上是寻找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相比起来更不健全的监管。
不可避免的痛楚：环境恶化
1997年，2名《羊城晚报》的记者成功卧底台资企业——亿鑫鞋厂，获得了难得的资料。《羊城晚报》是广州极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在工厂里，他们亲眼目睹了来自台湾的管理者对工人施暴、进行野蛮管理的过程。工长将一个试图反抗的工人打翻在地，用一根胶皮棍在所有工人面前对其进行殴打，一边打还一边喊：“我非得把你打得起不来不可！”外国工厂向中国进行生产转移不仅为那些资本家提供了剥削中国本地工人的机会，还为其野蛮管理提供了空间。要知道，这些管理方法和行为方式在他们本国是被严厉禁止的，其中就包括对环境的污染。
莆田就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台湾的制鞋业都向莆田转移，当时台湾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鞋工厂。当时的规模之宏大令人难以想象：在几年内，工厂在整个莆田遍地开花。到80年代末，工厂数已经达到了150余家。其年产量也十分惊人：每天可以生产近1 000万双鞋。同样，产值也是十分可观，年产值可达35亿元，利润超过8.5亿元，资本投资回报率达到了50%。对于任何一个涉足全球鞋业和皮革市场的企业来说，莆田就是投资的天堂、利润的源泉。很多国际知名品牌都竞相在莆田设厂，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当时，在莆田的工人约有7万余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而月工资却只有三四百元，甚至还不够在纽约或者米兰的时尚店里买一双耐克或者阿迪达斯的运动鞋。
除了工资微薄之外，这些工人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每天不得不吸入大量有毒气体，包括苯、甲苯和二甲苯等。在西方，工厂若使用这些化工原料必须配备专门的净化和过滤装置，以减少对工人的伤害。在中国的确也存在相关规定，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规定就是一纸空文。实际上，那些资本家只需要将利润的1%拿出来就够安装所需的过滤系统，可以减少近2 500吨的一氧化碳排放。这些一氧化碳对工人和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没有人愿意投入那笔钱，即使排放的气体对人的健康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要知道，这些有毒气体的排放将会对人的造血功能和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永久性损伤。
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遍地都是，找人替代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1个工人因为身体伤害不得不离开，至少有10个人排队等着进来。因此，虽然中国的媒体对此进行长篇累牍的报道，工会等组织也十分关注，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莆田地区只有4家工厂安装了净化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