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被严格管理。20世纪80年代初，如果你想到深圳闯一闯，就必须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办理“特区通行证”，并注明目的地。“只有持特区通行证（在中国被称为临时通行证）的人才能去特区打拼，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特区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刘开明解释道。
20年代8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去深圳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政府的管制开始放松。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199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600万。当2003年中国政府废除通行证后，这一数字持续增长。2008年，中国的流动劳动人口达到了2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移。
那么谁是最大的获益者呢？毫无疑问，答案是外资企业。
中国大迁移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20世纪70年代，当时对于邓小平执政时期的中国来说吸引外资并不容易。在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能看到毛泽东思想及其主张的影子，而“文革”的阴霾仍未散去。更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西方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一个谜。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大背景下，如何对中国进行界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72年开始了对中国关系的破冰之旅，但是对于西方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威胁的来源，没有人觉得能够同中国人做生意。
当时第一批来中国大陆经济特区的淘金者主要是中国台湾人、中国香港人和韩国人，其中既有华人也有外国人。这些人是中国大迁移这一事件的一部分，但是在其中的角色与经历与他们所雇用的本地工人截然不同。这些淘金者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了解资本主义体系，知道生产何种产品会受到西方市场的欢迎。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在世界商业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以最低的价格生产西方消费者的日用品。在他们眼中，他们所雇用的中国劳动力大军既没有名字也没有身份：这些劳动者只是一种生产工具与手段，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的、较为高级的现代版本。对此，中国工人也十分了解。
20世纪90年代初，一名工人曾经向学者潘毅描述自己的工作情况。潘毅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副教授，曾经以工人的身份卧底工厂，从而获得了极宝贵的材料，最终著成了《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