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天，当弗朗西斯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她和丈夫仍不时地想起他们那可怜的女儿多娜。1953年，这个叫格雷戈里的孩子刚出生时似乎并无异样，只是不久，弗朗西斯和莱曼就惊恐地发现，格雷戈里也非常容易“感冒”。他们已经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但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居然那么倒霉，会再次摊上这种事。
每次住院，抗生素治疗似乎都很见效，医生也不认为格雷戈里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但反复几次住院之后，弗朗西斯慌神了，她把耳朵贴近格雷戈里的胸口，耳畔传来了她曾经十分熟悉的噩梦般的声音——跟当年多娜的心脏杂音一样！这回，医生也听到这个杂音了，低调的收缩期杂音——典型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杂音。应该是存在一种缺损，是房间隔缺损，还是害死了多娜的室间隔缺损？
将格利登夫妇吸引到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们已经听说这所医院可以做房间隔缺损的修补手术了。换一句话说，是刘易斯在1952年的那次影响深远的成功手术，使这对绝望的夫妇看到了生的希望。但心脏导管检查发现，格雷戈里患的还是室间隔缺损，这种病恰恰用刘易斯的低温阻断循环的办法处理不了。在1954年春天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够在活人身上成功地修补这种缺损。刚刚升起的希望，几乎又在瞬间化为齑粉。当有人告诉他们，听说有个叫李拉海的年轻医生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实验室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可能修补室间隔缺损时，他们虽然感到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冒险试一试，他们不想再次经历丧子之痛了，哪怕有巨大的风险，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
虽然李拉海对交叉循环抱有极大的信心，相信自己的手术刀一定能够治好格雷戈里的病，但当他打算安排这样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手术时，才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阻力是如此之大。质疑、批评的声音如暴雨般袭来。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还是向导师欧文·奥根斯汀（Owen H. Wangensteen，1899—1981）正式递交了试验申请。奥根斯汀对这位爱徒一向关爱有加，这一次更是力排众议，批准了该试验计划，他在批准书中答复道：“亲爱的李拉海，放手去干，别的事情你甭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