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她是不是作为一名极客长大的。
“我是跟别人不同，但我们那里容不下极客。”她对我说：“在那里连引人注目的自由都没有。所以我只是自己捣鼓。”
尽管她表现优异，但金特里说自己申请耶鲁大学也只是申着玩儿的。弗洛伦斯的学生从没有上耶鲁的。基本上他们都不会离开这座小镇。但是她被录取了。于是她就走出了这座小镇。
金特里打算到耶鲁之后继续让人们大吃一惊，这成了她之后人生中一种反复出现的主题。她竭尽全力完成经济学和生物学的双学位，但是她发现，即使自己再出色也终究是有极限的。最后她决定完成经济学学位，不过她对于科学的兴趣从未消退。同样没有消逝的还有她希望改变世界的理想。
2006年，金特里从耶鲁大学毕业。她回到了弗洛伦斯。她回到父母身边是因为身体原因，对此她不愿多谈。不过，尽管看起来回到弗洛伦斯这个小地方是再度被限制在这种平淡的生活中，但目前的事实证明，这却是向她的理想又迈进了一步。她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在斯科茨代尔市施朗登的实验室中做志愿者。
在这里，她头一次深刻体会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学术界的诸多限制会让科学家不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他们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
“在学术圈，你必须得努力工作，必须要发表文章，必须得获得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实验室负责人）或更高的主管的认同。”她说：“但PI和更高层的主管参加学术会议时，和朋友在一起时，闲聊‘如何在这个领域创新’的时候，他们是很闲散的。”
她说，她发现在制度化的环境中，所有的这些激情都消失了，这并不是因为某个人，而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结构。在这个制度下，科学家并不是团结起来发现和制造新东西，他们都在担心别人会不会窃取自己的想法，偷走自己的知识产权。金特里说，她观察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创新能力的萎靡。“如果你自己创造的东西你都没有所有权，那干嘛还要辛苦把它创造出来呢？”
但是，金特里看到的扼杀创造力的现象并没有让她变得愤世嫉俗，相反，她从中看到了机遇。在体制内，科学家所做出的每一个科学决策都可能影响自己在某个机构中的职业生涯。如果从这种制度中退出，也许他们就能花更多的时间实现自己的设想，而少花些时间为办公室斗争着急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