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言盗行》走出丛林

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经说,科幻故事讲述的其实并不是科学。硬科幻作家菲利浦·狄克(Philip K. Dick)也指出,科幻文学来源于17世纪的旅行和探险故事。我们倒是感觉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说法更准确。据说,他曾说,科幻讲述的是我们自己,更确切地讲,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史上最伟大的科幻作品之一——吉恩·罗登贝瑞(Gene Roddenberry)的《星际迷航》(Star Trek),正像它的作者所构想的那样,既是一个“星际篷车队”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类伦理道德的故事。

在每一部《星际迷航》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人性到底是什么?在最早的电视剧系列中,戏剧化的张力通常来自“企业号”船员与他们“勇敢探索”未知空间时遇到的外星生物所发生的互动。电视剧还凸显了柯克船长和史波克副舰长之间的对比:前者冲动、感性,容易被热情与希望左右,是人性的充分体现;而后者冷静、理性,仿佛完全与情感绝缘。

当然了,大部分故事是沿两人合作的主线展开的,这时情感、本能和理性得到了完美结合。但柯克船长和史波克的矛盾也一直是故事的核心,在一集又一集的故事中,史波克的眉毛弯到了不可想象的角度,来强调他对柯克及其船员行为的否定。即使史波克只是半个瓦肯人,他也认为人类简直“毫无理性”。

许多经济学家和人类行为研究者都与史波克一样失望。确实,过去半个世纪当中,关于人类行为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也许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与史波克和古典经济学家所设定的理性标准差之千里。无论是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受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启发所开展的从众心理研究,还是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首创,然后被理查德·泰勒与卡斯·桑斯坦合著的《助推》所推广的行为经济学,许多研究都揭示了一个不可驳斥的事实:人类常常为情感和认知偏差所困,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思考,我们并不是自认为的那种思维缜密的理性生物。

如果我们是理性的,那么要保障公共利益就不必大费周章了。比如,如果要解决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如肥胖、吸烟、酗酒和性传播疾病,我们只需要像政客和医疗卫生专家所建议的那样,为大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就行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每个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人类要是这样直接,那就太好了!可惜我们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值得庆幸的——人类比这要有趣得多。本书的目的是向大家展示,人类演化和行为中独特的社会性怎样影响了人群中文化的演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的大型人类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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