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为了什么？图我身体好？”眼见谈不拢了，我索性学着我的朋友“李无耻”的腔调说，“你也有体会，我在那方面也就是中国人的平均水平——打小就不爱看欧美色情录像，怕自卑……”
“收起你们这帮人自以为幽默的下流嘴脸吧，咱们已经不是说这种话的交情了。”她厉声打断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以前跟你好，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不愁吃喝的无能之辈，这样的人最适合结婚了。没想到你还推三阻四的，你有那个资格么？我就想要一个家，谁能给我一个家，我就跟谁结婚。” “品位气节个人素养一概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对。只要不被公安局逮起来就行。”
哦，原来她是这么想的。我登时就释然了，但随即感到特别失落。令我失落的已经不是她和我分手的原因，而是她当初说“爱我”的那些原因。曾有一度，我还觉得自己在她眼里颇有不俗之处呢。原来人家根本不考虑俗与不俗这个问题。
我恶狠狠地在心里骂：就这样一女的，还他妈文学研究生呢。
那段日子我心情沮丧，好一阵子没心思出门。好在我在报社里干活儿虽然不勤奋，点卯能力却特别强，攒下好多假，正好可以用于“闭关疗伤”。正事儿也不耽误，只要把自己负责的那个“美食版”的稿子攒齐了就行。我给几个号称“美食家”的乔男女打电话约了稿子，然后自己咂巴着嘴，回味了一下这两个月去过的特色饭局，亲自写了一篇《胡同深处的酸汤鹅》，就算把工作凑合完了。此外的日子，我不是站在窗前发呆，就是抱着本闲书躺在床上看。看也看不进去，益发感到自己的确是个庸人。
离元旦假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一个在大陆贩卖红酒的台湾人给我打电话，抱怨我答应为他写的软广告迟迟不能见报。我明确指出，那是因为他答应的好处费一直没打到我账上。
他说：“我还送了你两瓶拉菲呢。”
我说：“别以为我们这边儿认识拉菲的都是挖煤的出身，你那两瓶酒分明是摩洛哥贴牌的假货，我没到质监局揭发你就不错——咱们接着聊聊封口费的问题吧。”
在对台问题上，我和政府保持着坚定的一致性：亮明底线，决不退让。那个台南农民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骂街，“干伊老母”之声不绝于耳，反倒让我心里愉快了许多。我轻松地挂了电话，
把他送的冒牌货打开，一口气给自己倒了大半杯。
客观地说，那酒不能算“真的假酒”，只是小酒庄傍着大腕儿混淆视听而已，味道其实还不错。我像于是之或一切红酒装逼犯一样翘着小指，正在微醺，门忽然被人踹响了。真使劲，连门上的挂历都震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