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9日，一位叫做达伦·拉维（DharunRavi）的罗格斯大学学生在推文中称他的十八岁舍友泰勒·克莱门迪（TylerClementi）“要求占用宿舍到午夜；我去了莫莉（Molly）的房间并打开我的网络摄像头；我看到他与一个男性搞基”。几天之后，在拉维通过Skype发布了克莱门迪“与一位男性搞基”的实时影像之后，这位年轻人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留言“准备跳华盛顿大桥自杀，抱歉”。警方于9月29日在华盛顿大桥下的赫德森河上找到这位优秀小提琴手的尸体。沃尔特·基恩称其是“通过摄像头偷窥的舍友小老弟”29的受害者。
这里面还有乌迈尔·哈克所描述的我们这个超知名度时代“更深厚、更强大以及更有意义的关系”。当然，像哈克、泰普史考特和贾维斯这样的社交理想主义者都是错误的。智能互联时代并不是那么聪明，而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当今数字网络的众目睽睽之下“赤裸相见式”的做真实的自我并不一定能打破传统禁忌。鲜有证据表明像Facebook、Skype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能让我们更为宽容。实际上，这些病毒式的大曝露工具不仅让整个社会更加淫秽不堪，同时还加深了以不宽容、幸灾乐祸以及报复为特点的暴民文化。
不可避免的是，大部分这种好色都集中于实际的裸露行为。一个极为知名的美国政治家、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Weiner）曾将自己的艳照发布到Twitter上，并与他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相识的女性进行色情聊天（某些女性是其共和党对手创建的虚假身份）。哪怕是最谨小慎微的《纽约时报》也以“裸体的傲慢”为头条大肆报道这个事件。另一位纽约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Lee）也曾将其本人的艳照发送给一位在Craigslist上相识的女性。在这些照片被公布到网络上之后，社交媒体对这种不恰当但并非不合法的行为的狂热彻底毁掉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名誉，并落下了一种恶意般沾沾自喜的集体臭名。一位名为瑞恩·吉格斯（RyanGiggs）的威尔士足球运动员被传与“老大哥”真人电视明星伊莫金·托马斯（ImogenThomas）有婚外情。尽管英国最高法院下达了禁止传播此事件的“超级禁令”，但仍有75,000多人在Twitter上谈论吉格斯——这是一群明确打算羞辱一位杰出运动员的网络暴民，尽管他对这些暴民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伤害或违背任何法律。
这个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它更像是一个文化问题。国家公共广播公司的编辑主任德克·梅耶（DickMeyer）在其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我们讨厌自己》一书中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嫌恶的时代”，而“每个人都是反主流文化的一分子”。当今的时代思潮对各种权威都充满毁灭性的敌意——从诸如克里斯托弗·李和安东尼·韦纳这样的政治人物，到瑞恩·吉格斯和勒布朗·詹姆斯（LebronJames）这样的体育明星，再到伊莫金·托马斯这样的真人电视偶像。因此，在杰夫·贾维斯眼里理应显得宽容的社交网络实际上正在助长这种毁灭性的敌意，更已感染了当代社会中的大部分尖酸刻薄、揭疮疤式的公共谈论。
这种冷嘲热讽不仅丑陋，有时还会造成自我毁灭。在一种维基解密式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一个Twitter账号和Facebook账号，很多人都被驱使着成为小一号的朱利安·阿桑奇，并公开告发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公司，有时甚至是我们的客户或我们的学生。但问题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阿桑奇，没有人可以逃过国际审判，没有人可以避免当前所作所为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