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它的“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这既是中国误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误会”中国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人专门跑到非洲来欺负非洲人，所以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殊不知这些投资者对中国工人是“一视同仁”地欺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而在于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投资环境，因此“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者规范执行不严有关。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国家办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自己的工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国际批评之后，中国政府也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在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中国资方在他国接触过工会、环保组织之后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虽然学习过程很缓慢，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其实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之后影响也许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他国输出低劳工权利、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无论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也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