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期》中国经济:复苏延迟VS“ L”型增长(2)

金融收缩,需求乏力

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说过:“信贷工具的伸缩与扩张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源泉”。当前的中国经济无疑仍然处于金融收缩的过程中,M1和M2增速均已创下有历史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其中货币政策的执行失当难辞其咎。似乎出于对房价反弹和“四万亿”遗留问题的忌惮,面对持续走弱的经济,央行在实质性宽松政策的执行上一再拖延,首鼠两端,“预调微调”的宽松表态并未完全落到实处,准备金率的下调幅度不足以对冲外汇占款大幅少增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今年以来新增信贷整体增长并不显著,其中最为重要的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量尤其有限。

持续偏紧的货币政策不仅会通过银行信贷的形式压抑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会对金融资产的价格造成严重打击,引发更大范围的金融收缩。当前中国股票市场持续下跌,估值连创新低,房地产市场受到政策调控影响短期前景并不乐观,过去十年中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正在拖累经济的企稳复苏。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的货币信贷环境,我们认为通胀的趋势性下行将缓解央行进一步宽松的外部压力,换届的完成将使得宽松政策的执行更加坚决,这将直接带动企业经营和整体经济活动逐步回暖,引领中国经济从泥淖中走出。

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中期前景。当前以房地产和基础工业投资引领的资本形成增长空间已经比较有限,海外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增量贡献越来越小,限制居民消费倾向提升的诸多制度性问题尚未解决,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不能以当前的速度狂奔,从而导致全年GDP增长创下1999年以来的新低。中国经济要在走出周期性收缩后迎来中长期的较快增长,必须依赖更长远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

“十八大”或启动经济新周期

尽管从中短期指标、金融资产的伸缩与扩张,需求的增长等方面来看,中国经济似乎复苏乏力,但是从供给角度分析则是另一番天地。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隐藏于其财富创造的要素、源泉和方式。把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概括,类似于80年代制度和生产效率改革所带来的增长叫做“斯密增长”;类似于90年代依靠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的投入和消耗所带来的增长可以叫做“库兹涅兹增长”;而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所驱动的增长可以叫做“熊彼特增长”。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毫无疑问将得出乐观的答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优化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人口红利依然能够维持10年以上,城市化率只有50%,储蓄资本和外汇资本雄厚,全球技术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仍在继续……

因此,拘泥于中短期需求的增长空间而看空中国毫无疑问是短视的。中国经济本身所孕育的巨大的斯密增长、库兹涅兹增长和熊彼特增长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只要“十八大”后能够及时启动相关领域的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新的供给就能创造新的需求,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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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2012年9月20日和讯网,发表题目为“中国经济高增长能持续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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