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东方找不到哲学。……他们的导师孔子在其著作中的教导不外乎为君王所设计的道德学说……还举了一些中国先王的例子……但德性概念和道德概念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人的头脑……要抵达善的观念……需要［某些］研究，但［中国人］对它们一无所知。【赫尔穆特·冯·格拉泽纳普（Helmuth von Glasenapp）：《康德与东方宗教》（Kant und die Religionen des Osten），《哥尼斯堡大学年鉴附录》（基青根-美因［Kitzingen-Main］：霍尔茨纳［Holzner］出版社，1954），第105-106页。译文转引自秦家懿（Julia Ching）：《中国伦理与康德》（‘Chinese Ethics and Kant’），《东西方哲学》（Philsophy East and West），Vol. 28，no.2，April 1978。秦着重讨论早期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在结构与机制上的根本差异。】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哲学中的伦理学进路并不始于以下任务，即决定对的或善的道德原则，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抵达善的观念”。以修身观之，“善的观念”是一静态概念，因此不能满足人们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关于社会生活与个体的生活目标、个人品性的发展方式等实质问题，诸家的看法各不相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结合不同学派的哲学详加讨论。】再者，个体对道德能力的发展速度各异，程度各异。中国早期思想家认为，即使存在行为和行动的规矩，但特定个体总是得令它们适应具体应用的情境。对中国早期思想家来说，基本的问题不是设计行为的规范或标准，而是它们如何由不同的人应用于不同的情境。在中国哲学中，首要的道德问题不是“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理解自我：关系与情境
依中国哲学，个体本质上是由关系构成的情境化自我。这是说，自我的形成有赖于很多因素，包括自我与重要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在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情境中的经验。人们很少将个体理解为独立而超然的道德主体，或者根据独立自我的理想范式评价个体。依照中国哲学的自我图像，关系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价值、思想、信念、动机、行为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