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十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平日的庸常与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地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一概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两百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六十个电视台不断重复的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对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五月十九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