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诱惑
一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感慨道。
这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国。关于世界未来的论战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站在了左边，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指责资本主义的异化，却对苏联的种种恶行保持沉默。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革命与进步”的幻象，似乎这比赤裸裸的现实还要残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感慨的作家。“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安德烈·纪德在十九年前访问苏联归来后写道。像当时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支持者。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苏联则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所写的，“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工厂、俱乐部、文化馆，他看到了进步的代价。在备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而“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纪德的批评，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苏维埃模范农庄是沙皇时代的波将金村的延续，他们只展现应该展现的东西。访问者去同样的景点，和同样的人聊天，目睹同样的成就。很多访问者心甘情愿被此迷惑。“我已经到过未来，而它看起来挺不错。”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英国的西德尼·韦伯夫妇则在旅行后用一本九百页的书宣称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一种新文明。
纪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将引起不安，即使他对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岛一无所知。另一位作家罗曼·罗兰早他五个月来到苏联，表达出类似的疑惑，但他执意要把日记尘封起来，五十年后才允许发表，这样就不会惊醒同伴们的美梦。
但纪德没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他的尖锐声音被淹没在一片赞扬声中。苏联的诱惑在它与德国对抗中继续提升——它的制度与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或许还拯救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