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迷惘
2012年夏天，我在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论坛，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是否会发生动荡”。我无法判断未来中国的走向，但我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比如长期的社会不公正、权力的无所不能以及精英阶层的缺失或者没有真正担当起社会责任。
半年后，我在北京参加百年职校举办的慈善晚宴。那天晚上来的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有企业家、政府官员，还有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亲临现场，并代表使馆捐了几万美金。短短几个小时，一共募集善款两千多万元。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参加立人图书馆项目，记得在那次年会上，全年的募款目标也不到三十万，而且还颇有难度。在此，我没有贬低草根阶层的意思，而是看到了精英阶层参与救济社会时的效率。
我所理解的精英并非独以金钱衡量，我更倾向于将他们归类于有思想的行动者与建设者，即加塞特所定义的那些对自己有着较高要求、不随波逐流的人。
有网友在给我留言，“故历代仁志之士，举社会变革首当改造自身。从改造自身开始以促社会进步者，乃真精英。若只见批贬社会而不见自身行动者，则为一愤青而已矣。今日之社会，危机所在，非唯制度，在精英阶层之缺失也”。此话不虚。
当然，制度会影响精英的生产与消亡。回想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之所以走向彻头彻尾的暴民政治，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土崩瓦解、全尽无余，所以，当许多人声称要反思“文革”时，我却认为这种反思从一开始便搞错了方向。既然“文革”是中国各行各业社会精英被消灭后的结果，那么最负责任的反思应该是梳理这十年以前的原因，即历史何以至此，而不仅是十年之内愈演愈烈的暴力（结果）。当其他各阶层的精英都被政治精英加以暴力改造、削足适履，当理性与权利的屏障被拆得一览无余，曾经呼风唤雨的政治精英最后同样受到失去理智的暴民的清算，实乃种瓜得瓜，自作自受。刘少奇不能用宪法保卫自己，是因为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保卫宪法的人。
和改革开放以后世俗精英逐渐消亡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都得到了恢复性成长，政治精英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观念。如果仅从个人奋斗而言，其中许多人都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然而中国梦不能脱离中国本身，如果社会发生转型危机，相较于普罗大众，他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了避免在不同的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暴力循环，避免社会运动蜕变为将张家的猪赶进李家的厨房，精英阶层更应该有紧迫感，以推动中国走出唐德刚意义上的险象环生的“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