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制度
对“大分流”问题进行讨论，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而且是要以史为鉴。了解西方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曾经、当下和未来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启示。制度讨论之所以重要，其一就在于这似乎还可以解释其他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直至20世纪后期都未能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的原因。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通过疆界城市诺加莱斯结合地理和文化因素诠释了制度的力量，这座城市恰好被美国和墨西哥的国境线一分为二，国境线两边的生活水平差异之大令人瞠目。9“冷战”时期的两个著名实验也可得出相同的结果。简言之，就是选取朝鲜和日耳曼这两个民族，并将之分为两组。韩国和联邦德国实施资本主义制度，朝鲜和民主德国则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不过几十年工夫，两地所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的分析认为，中国是否的确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突破，这尚存疑问。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市场改革还取决于攫取型专属精英阶层的决策，而且他们还要继续负责决定关键性资源的分配问题。
以牛津大学的保罗·科里尔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就这些问题思索良久。10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的情况似乎正说明了这一点，只要人民不再像刚果民主共和国那般饱受腐败顽疾或内战之苦，即便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也能获得增长。与大多数后殖民非洲国家不同，博茨瓦纳获得独立时，建立起的是包容型而非攫取型社会制度。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经过多年研究，也认为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11他和研究人员在秘鲁首都利马、海地首都太子港、埃及首都开罗、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等地简陋城区的艰苦研究表明，尽管收入微薄，但穷人世界还是拥有着大量财产。问题在于穷人无法将这些财产通过法律确认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这几乎都是以“超越法律的身份”持有。这一情况并非因为穷人偷逃税款所致。依据德·索托的解释，黑色经济也有着自己类似税收的机制，诸如收取保护费之类，这使得人们对合法性地位心生向往，但是对房屋或作坊获取合法所有权几乎难过登天。
作为尝试，索托和团队在利马郊区想合法地开办一家小服装作坊，结果花费整整289天才得以实现，而当他们想为在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获得法律授权时，结果耗时更久：全程需要6年11个月，还要和52个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方可过关。索托认为如此混乱的机构职能迫使穷人只得生活在法律之外。完全可以想象这种不受法律限制的经济量是巨大的。索托的《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惊人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掌握着（但并非合法拥有）价值9.3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可是合法所有权的缺失和财产法配套工作体系的不到位，使得这些大多都成为“呆滞资本”，它们“就像深藏在安第斯山脉中的高山湖泊，蕴含着大量潜能却不为人知”，无法将之有效利用来创造价值。只有财产权的配套工作体系到位，才能将房屋作为抵押品，在市场中形成相应价值，以便于房地产的买卖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