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教授唐纳德. 肯尼迪（Donald Kennedy）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前任事务主管，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20 世纪90年代初，肯尼迪被卷入间接费用丑闻，因为斯坦福大学无法把运作组织的费用，例如水电费、警察和消防保护费以及如图书馆之类的基础设施费与具体的研究项目挂钩。研究项目经费中的这些支出用一个间接费用率来反映，然后政府根据这个比例向所有的合同拨款。对斯坦福大学和其他研究型大学而言，政府的教育经费不能用于某些支出，比如用于游说、酒类、帆船俱乐部使用的游艇、校长住宅的银器和家具以及一些其他项目，而对这些大学的控诉是，这些费用被计入管理费当中了。
经过好几年的调查、诉讼和审计，事情得到了确认：斯坦福大学不合理地使用了政府教育经费。从1981—1992 年，斯坦福在18 000 多个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超额收取了经费，总金额逾数亿美元，最后斯坦福大学同意支付120万美元给政府。
事发之后，肯尼迪也像诺斯一样出现在国会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但肯尼迪的表现却和诺斯有天壤之别。诺斯单枪匹马地出现在证人席上，旁边只有他的律师。而肯尼迪身边则有一个团队，其中包括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 ）的政府合同主管、斯坦福大学的总会计师和助理总会计师，还有理事会主席詹姆斯. 盖瑟（James Gaither）。这个团队的出现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肯尼迪无法自己回答问题。在听证会上，肯尼迪间接地回答问题，句子冗长而令人费解，他承认“感到尴尬”，而且看上去非常不自在。肯尼迪表现出了懦弱的形象，他看上去问心有愧。此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斯坦福大学校长之职。
奥利弗. 诺斯和唐纳德. 肯尼迪在听证会上表现出的差异，可能与他们的个性和个人风格没有太大关系。肯尼迪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成功的、有影响力的教师，他之前曾在国会作证多次，当看到他在这次听证会上的表现时，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也为听证会做了事前准备，就像诺斯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选择如何表现自己、如何采取行动、想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肯尼迪要表达的是悔悟，诺斯则想表现出难以置信和义愤填膺，比如他怎么可以受到质疑？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与表达悲伤、内疚或装模作样，要在这门舞台艺术上富自责的人相比，表达愤怒的人通常被视为更加强大。
我们选择了我们行事和说话的方式，这些决定对于获取和保持权力而言非常重要。哈丽特. 鲁宾（Harriet Rubin ）担任《时代潮流》（Currency） 系列书籍的编辑工作长达11 年之久，这个专辑的主题是对领导力的理解。在此期间，鲁宾也进入了领导层，出版了关于领导力的自传和书籍。她的经验表明，领导力的秘诀就是要扮演角色，要装模作样，要在这门舞台艺术上富于技巧。鲁宾的看法是正确的。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不管是寻找工作，还是为了赢得重要合同而向投资分析师演示公司的发展前景，我们都要在说话和行事中体现出权力，这种能力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