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以权力为主导，经济上以国家资本为轴心的发展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这个模式看似是个独一无二的创举，其实不是。中国近代1870~1911年的洋务运动，就是个官督商办，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民国政府1927~1937年间，也是个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当时的中国模式，也不是自创的、独有的，而是在走德国、日本式自上而下的强权现代化道路。俾斯麦式的国有银行主导的模式，日本明治政府“利用农民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摩尔语）的模式，都是南京政府的榜样。至于后来的全盘计划指令、全盘公有的苏联模式，更是个政府取代市场的失败模式。
国内的官商结合程度，似乎比拉美还紧密。以前讲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西非模式”等，国内都与之相似。腐败成了发展的瓶颈，人治成了法治的障碍，是这类模式的共性。吴敬琏认为：“中国的发展历程向我们表明，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所以，放大市场，缩小政府，才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语）。“中国能从一个封闭、收入水平相当低、全球经济影响力非常小的国家，变成今天的模样，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周其仁说的没错。但做对的是什么，做错的又是什么，众口不一。欧债危机与美债危机的蔓延以及政府的救市干预，给了一贯怀疑自由市场的人更多理由。然而，中国33年的经验恰恰相反，不是政府调控的成功，而是放权让利的成功。要说还有教训，反倒是政府扩权，国企争利的教训。有人说，政府全盘掌控、国企全盘垄断的模式，不是被证明是成功的吗？陈志武反驳说：那前30年掌控更严紧、垄断更集中，怎么会弄到连个温饱都混不上呢？可见，做对的不是政府扩权，国企争利，而恰恰相反，是放权让利。要说33年来有什么事情是做对的，那就是放权让利，给人民自由，给市场自由是做对的。要说还有什么事情是做错的，那就是改革流产了，重返了扩权争利是做错的，不是吗？
中国33年变革的实质，其实是悔过与改错，重温与补课。改革是去私有化之后的再私有化、去市场化之后的再市场化、去资本化之后的再资本化、去国际化之后的再国际化，是历史在补课，对吧？之所以说放权让利做对了，是因为它是个打破集权，打破垄断，打破政经一体、政企不分的制度桎梏的进步过程。之所以说扩权争利做错了，是因为它是个向前30年的回归、倒退、复辟过程，不是吗？
国内这种政府经济特权与官商利益一体化垄断的模式，权力主导市场资源配置的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够造成大规模错配与大规模浪费。为什么高增长要不住地保“8”？为什么大众消费总也形不成市场驱动主力？为什么GDP高却工资收入低？为什么高增长却没有高就业？这些资源错配，都是由四重赋敛的模式派生的。“强政府，半市场，弱社会”的经济模式，对于政府行使权力来说，倒是言出法随、简便易行，但对于发育越来越复杂细密的市场来说，对于维权意识高涨的各个利益群体来说，却越来越不适应，产生了一连串的社会政治隐患，已经不改不行了。
学小提琴、学钢琴的孩子，都知道与国际接轨的、普世通用的记谱方式是五线谱。五线谱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易学，小蝌蚪似的音阶，能直接对应键盘或琴弦指法。但是，看惯了简谱的我就不行，非得把五线谱翻译成简谱才能弹琴。“你不是能看懂五线谱吗？翻译成简谱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常有人问我。我的回答是：我有我熟悉的路径依赖，走惯了的熟路，哪怕复杂繁琐，你也总想走。谁都知道，简谱看似简捷，其实麻烦得很，全然不如五线谱精确明了，但错误的路径依赖，会导致我弃简求繁，自找麻烦。
霍布斯有个“麻雀入屋，无法逃出”的比喻，说一只麻雀从烟囱钻进屋里，就会失去路径依赖，只知道朝着明亮的窗户上撞去，忘了自己是从烟囱里误入室内的。大政府、小市场的模式，是沿用了前30年熟悉的路径。像是人用惯了简谱，自以为它简便易行，其实复杂繁琐，出错概率高得弊端丛生。而“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模式，像是普世通用的五线谱，看似复杂，其实精确明了，不易出错。但熟悉会排斥生疏，把生疏的翻译成熟悉的，就像把市场模式变通成中国模式一样。随着五线谱的普及，喜欢简谱的孩子越来越少，不招人喜欢的中国模式还能走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