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在珠海的建筑工地上，泥水工一类的农民工是以天计工资，他们的日薪是250元，在工地上最辛苦的要数抡大锤的拆迁工，日薪在250~350元之间，就连最普通的杂工日薪也涨了，去年是160元/天，目前也提升至200元/天。
这个消息估计会引起国家税务总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农民工的月薪已经远远超过个税起征点3500元，属于地道的中产阶层，加强征缴的冲动油然而生。
然而，“80后、90后”后对挣这钱鲜有问津，基本都是年过不惑的“60后”，这些行当仍面临严重用工荒，并波及整个珠三角地区。
反差耐人寻味。
抛开这些行业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等因素，专家将原因归咎为老龄化、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红利提前终结的预演——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
我觉得有失偏颇。
首先，相对于养老问题，就业依旧是第一民生难题。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和农民工两支大军在劳动力市场合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即使工资水平逐步下降仍在展开惨烈的饭碗争夺战。用工荒往往是结构性的——伴随着整个经济产业升级和调整、区域转移凸显，总体劳动力人口过剩的局面会长期存在。假如能顺利完成转型，未来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将从数量转向质量，因此中国近期不存在严重用工荒。
尽管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努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但由于农民工与企业主在劳资博弈中长期处在极端弱势地位，加上工资条例迟迟难以问世，劳动合同签订率始终存在巨大缺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