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认为是官员。
在最近一项调查中，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当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不幸福的时候，他们的公仆却率先踏入幸福的大门，其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我改变了这个看法。
好多大权在握的人想过奢华生活是很容易的，靠寻租弄点银子，包个二奶，靠公款坐个豪车、住个豪宅甚至打着公务考察的名义跑到世界上潇洒走一回，简直提前实现共产主义。
但还有党纪国法，还有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常言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看到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贵落网后披露的事实，几近黑色幽默：为了保持低调的贪婪，有将钱藏鱼塘的，有将急于转正的二奶当街爆破的，还有暗中写香艳日记不幸曝光的，总之很累，偷着爽不是真的爽。况且还有广大基层、没实权的公务员是可怜的工薪族。
真正能集体幸福的是广大富豪。
2010年4月1日发布《2010胡润财富报告》称，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相比去年增长，其中亿万富豪达5.5万人，相比去年增长。《报告》还显示，中国内地现在已有1900位十亿富豪和140位百亿富豪。我一直认为这个数字打了折扣——好多富豪其实是潜伏在群众中的余则成，不能真实反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即使按照这个数据，在中国人居收入位列全球百名之外的今天，中国富豪数量已经位列世界第四。
和被迫低调、整天担惊受怕的贪官比，这些为国争光的富豪至少可以公开炫富，正大光明地泡明星美眉——不管有没有老婆。
相对于冬奥冠军周洋，他们倒真的需要在感谢亲妈之前感谢祖国。
毕竟，在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真正确立之前，太多人的致富渠道、方式充满不可言说的秘密——也有人称为原罪。也就是说，这些先富的人往往占尽了先天的政策、资源、机会优势，当然再秉承灰色的人脉和出色的运作能力快速崛起，事后还被整个社会奉为时代楷模，成为光荣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逐渐成为权贵化的强势阶层。
但麻烦在于，不少人致富便忘本，不思积极回馈无私包容、扶助其的社会，反而心安理得地未富先奢。
比如被统计的千万富豪平均拥有3辆车，4.4块手表，平均年消费为170万元。有1/6的富豪表示打算购买私人飞机，而且是全球各大奢侈品的重要主顾。
最近，一位从事制造业的中国商人，在纽约完成了一项惊人地产交易——豪掷33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266亿元），经过35轮激烈叫价战胜对手，以每平方英尺逾6000美元的价格购入纽约曼哈顿一套面积5500平方英尺（约合511平方米）的豪华公寓，创下了曼哈顿公寓今年的最高售价。按常理，处于世界产业链最低端的中国制造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帮助西方友邦的房地产托市。
只要这些豪客的财富是阳光的、合法的，这些为国长脸的行为倒也无可厚非。
在西方发达国家，富豪以草根商人为主体，在竞争性领域在法治的轨道上靠奋斗崛起。中国多数浙商和广东商人可归此类。但不少中国富豪是从体制内灰色地带起步，以红顶商人的姿态登场，以股改的名义通过对国有资产的变相私有化发家；更有甚者，则利用深厚的政治资本，快速整合社会资源，靠审批经济起步，实现赢家通吃，成为权力资本化的杰出代表，比如央企地王多是这些权贵资本下的蛋。
胡润说，中国内地富豪数量的增长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的因素，即股指上涨、房价上涨和中国2009年GDP的快速增长。在2009年宏观经济环境向好的背景下，由于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日益加剧，权贵资本有做大做强的趋势，公众由此对富豪质量的担忧进一步升级。
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中指出，应对金融危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企业家固然需要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回报，但结合当前贫富差距巨大、分配不公严峻、国家福利制度不健全的现实，富豪们应主动回馈社会、造福人民，进而引领整个国家价值观的提升，而非仅仅沉迷穷奢极欲的生活。
我仔细查阅了最近西南旱灾的社会捐赠救济状况，富豪们献爱心的热忱与实际贡献远远不及普通公众。像陈光标那样“打不够200口井绝不回头”的榜样爱心团更是凤毛麟角。
这不由得让人担心：多少中国富豪的幸福感仅仅是建立在让人羡慕的基础上？甚至是建立在更多人不幸的基础上的巧取豪夺？
人傻、钱多、速来固然可以如芙蓉姐姐那样吸引眼球，但只会让人鄙视。
这样的幸福又怎能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