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改革之路，我们必须认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共存的两种改革。首先，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对政府领导的改革进行了明确的尝试。毛泽东时代重重经济灾难让在内战中赢得政权、一度踌躇满志的共产党内充满了迷茫。当中国领导人亲眼看到亚洲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战后高速的经济发展，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走了一段弯路。但他们也被在国外见到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繁荣所激励。他们认为，只要向世界开放，向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就可以迎头赶上。中国的领导人知道眼前的路没有设计好的路线图，他们甚至不清楚这次旅程将带领他们走向何方。但无论如何，他们是无比坚定的改革者，渴望让停滞的中国经济重新起航。
由政府引导的改革始于1976年华国锋重启四个现代化，这个鼓舞人心的计划最初由周恩来于1964年提出，但迅速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两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而束之高阁。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迅速结束了自我毁灭性的阶级斗争，着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年之后，充满雄心壮志的“洋跃进”开始了，希望利用外资来建设二三十个重工业相关的项目。但“洋跃进”运动并没有持续下去，1979年就被终止。“洋跃进”的失败一方面由于其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则因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邓小平和陈云重新回到政治中心，华国锋逐渐失去了权力。
随着陈云重新执掌中国经济，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79年4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迎来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第二轮国家引导的经济改革。新的经济政策叫停了“洋跃进”，尽管改革的字眼被纳入其中，但新的政策本质上是经济紧缩，最优先的事项则是“调整”。到底中国经济中什么最需要调整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洋跃进”。在陈云眼中，“洋跃进”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尤其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调。
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调整农业。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洋跃进”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继续了毛泽东时代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而忽视了农业。而农业当时是中国经济的重灾区，1978年《公报》中也明确承认了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粮食短缺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是一个长期广泛存在的问题。《公报》中数次提到了中国农业的凄凉境地，并承诺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中国政府事后声称，改革由农业领域开始，也源自当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其他领域例如国营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此外，农业改革采取了诸多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采购价格，减少政府收购的配额，增加粮食进口，提高农民粮食消费的数量，鼓励副业的发展，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都有助于农业产出的持续提高，并在随后几年里缩小城乡差距。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真正启动中国农业改革的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草根阶层的穷苦农民和地方干部所做出的创新，这个来自民间的创举真正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闸门。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全国众多省内秘密施行后终于被有限放开，直到1982年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