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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诸多“边缘革命”中，深圳及其他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在中国，深圳是个家喻户晓的城市，但在成为经济特区之前，它只是广东省沿海县城宝安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穷小镇。这个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小镇，日后将成为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排头兵。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长期以来，深圳都是非法移民者偷渡香港的首选出口。改革开放前最大规模的国民出走发生在“大跃进”刚刚失败之后。当时，《人民日报》一位名叫连云山的记者被派到深港调查此事。他先是在香港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对边防官员及当地居民，尤其是从内地偷渡过去的非法移民进行采访。在此过程中，连云山的所见所闻让他深刻地了解到深港两地之间存在的经济鸿沟。他认为，只有将深圳设为特殊经济贸易区，以香港作为目标进行仿效和追赶，才能长期解决这个问题。调查结束后，他完成了一份报告，但却被认为内容过于激进而未能刊发。邓小平可能是看到过这份报告的唯一中央领导人。
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间传出谣言说香港会对偷渡者实行赦免，导致非法移民空前严重。数以万计的居民出走香港，在通过海上边境时，许多人不幸溺水罹难，尸体漂回深圳的海岸边。在海边打捞逃港者的尸体一时成为一种职业。而在一些边境村庄中，有超过一半的劳动人口都离开了。逃港问题逐渐上升为一个突发公共事件。
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东，这是他在7月恢复领导职务后对广东的首次视察。当地官员向他汇报了深圳不断恶化的逃港问题，同时希望中央能派驻更多的部队来维持边境的秩序。有报道称，邓小平当时回答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当地官员百思不得其解，但又怯于发问。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叛国者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才有可能抛弃祖国，叛逃到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去追求腐朽而倒退的资本主义。
对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决定亲自调查。他发现，深港两地各有一个名为罗芳的村庄，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更是耐人寻味。罗芳村原本只是深圳的一个小村庄，在逃港潮时，许多村民偷渡到香港（新界），并定居在了深圳河岸边。由于此处的移民全是深圳罗芳村的村民，于是他们也把新家称为罗芳村。让吴南生震惊的是，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香港罗芳村村民的收入几乎是他们深圳同乡的100倍。这回他彻底明白了邓小平的话中之意，而他自己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要想杜绝非法移民，只有缩小两地的经济鸿沟，否则，任何政治或军事手段都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