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是促成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的重要的手段，就是在这里，贵族被驯化，放弃了好战以及其他封建权力，而成为礼仪和优雅的典范。“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也像中世纪的君主一样，喜欢经常都有一些重要的贵族在自己身边，一边听取他们对许多事情的建议；同时也为了控制他们，把他们同他们在农村的权力基础分开，让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活动，并且通过在豪华生活方面的相互竞争，让他们破产。这种有效的控制方法被称之为‘凡尔赛综合症'。”8 埃利亚斯同样指出：“国王需要一个交际场合，他也要分享那种礼仪气氛，这可满足那种高踞于国中所有其他集团之上的那种虚荣之需求。在其进餐之时，侍立左右；就寝之时，侍立左右；行猎之时，执鞍随镫，所有这些服侍之人全都属于国中最高级的贵族。”9 彼得·伯克指出：“之所以要求上层贵族入宫陪侍国王，不仅是要使他们与其地方权力基础隔绝，也是要他们叹服国王的荣耀。宫中戏剧、芭蕾舞剧、歌剧和其他演出（包括国王起床仪式）的观众通常是朝臣们——有男也有女。”10 君主将贵族吸引到自己身边，使宫廷成为权力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娱乐的中心，品味传播的中心。比如法国的宫廷，在凡尔赛建成之后的四十年里，“凡尔赛取代巴黎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路易在那里安排了剧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在某种程度上，为宫廷提供娱乐活动已成了法国文化生活的焦点”。11 最初那些贵族可能被迫进入宫廷，但在宫廷成为文化中心之后，贵族们就会因为羡慕宫廷的生活方式而被吸引，主动地寻求各种方式进入宫廷，成为“圈内人”，获得一种特别的优越感。正如同一位作者所言：“在近代早期，宫廷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有所发展。那些能够负担起高额费用的贵族在宫廷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在其乡间宅第消磨的时间减少了。这意味着这些贵族同留居乡间的贵族的有形分离，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心理上的分离。因为宫廷成了文化中心，也是权力中心，宫廷中有新的风格、新的目标、新的乐趣和新的信仰。”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