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面积限制和销售限额的办法是有效的。据《美国农业史（1607—1972年）——我们是怎样兴旺起来的》记载，1937年小麦种植面积为8100万英亩，1938年下降为6300万英亩，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1944年。玉米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美国农业部数据表明，1936/37年度种植意向面积为1.0196亿英亩，1937/38年度减少了479万英亩，为9717万英亩；1938/39年度继续下降553万英亩，达9447万英亩；1939/40年度减少283万英亩，为9164万英亩；1940/41年度减少295万英亩，为8869万英亩；1941/42年度减少185万英亩，为8684万英亩。从1936/37年度至1941/42年度，一共减少了1512万英亩。减少比例为14.83%。
但是，奇怪的是，面积虽然减少，但是总产量却没有按预期降下来，不仅如此，总产量反而在提高。这是因为，单产量惊人地提高了。
农业成为武器
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挽救了美国过剩的农业生产，救济费用和军事贷款就把1945年至1947年的剩余农产品全部包下来了。但是1947年的不景气终于不可避免。“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
该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但是与一战后帮助欧洲重建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业目的不同，该计划主要是用于实现政治目的——控制西欧对抗苏联。意识形态的介入使美国农业的扩张性增添了侵略性的色彩。扩张性往往以他人的损失弥补自己的损失，而侵略性的重心首先在于打击对手。
战后的欧洲农业遭到彻底的破坏，出现了大面积饥饿，1946—1947年欧洲西北部的寒冷加重了这一局面。在战前西欧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东欧国家的余粮，但是这一贸易通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中断，这个政治原因就是横贯欧洲大陆的政治“铁幕”。德国的情况尤为严重。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数百万人正在慢慢饿死。”
基于这种情况，粮食成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手段。该计划共计130亿美元（如果加入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则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其中32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粮食、饲料和肥料等。作为代价，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向美国开放市场。
由于战前几年政府保护价总是高于市场价格，因此农场主经常放弃抵押给政府的谷物而获得贷款，政府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谷物，战后几年约50%的出口农产品是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出口的。
这可能是第一次把农产品出口与美国外交政策结合起来。这一方面使美国的外交多了一种粮食武器，另一方面大大鼓励了美国的粮食倾销，国内粮食生产过剩进一步高涨。前几任美国总统限制粮食产量的努力就此付之东流。
“马歇尔计划”的实际执行者是威廉·克莱顿和乔治·肯南。威乔治·肯南是“遏制”政策的制定者，他还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开创者。他的名言是：影响那些可以影响他国主要领导者的人，使他们认为你希望他们干的事情就是他们认为应该干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命名为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演变”。
由于“马歇尔计划”尚未执行完毕，朝鲜战争就开始了，所以美国农产品过剩危机的到来一直被推延了许多年。1953年7月停战之后，农业危机又来临了。为了彻底解决危机，美国国会于1954年通过了《农产品贸易发展和援助法》，使粮食援助制度化。这个法律后来经过不断修改，但宗旨未变：开辟海外市场，将销售收入用作长期优惠贷款给予受援助国，或直接作为救济物资，相应地美国政府将给予农场主以出口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