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出当年考宪兵的劲头，没白没黑地读起书来，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惹得太太心疼地说我：“算了，贵存，这警察我们不考了，我不愿意看着你这样吃苦。”
太太越这样心疼我，我就越要一心地考上，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对岳母的承诺，我不会让太太跟着我吃苦受穷。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天天读书读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
放榜的那天，我哪里也没敢去，觉得根本没有希望考上的我心情郁闷地在家里睡觉，可是，电话响了，一个同事在报纸上警察局的公告栏里看到了我的名字，并且说，我考的成绩还在中等以上。
接着太太的电话也打过来，在祝贺我考上警察的同时，我听得出她高兴地流了泪。
那是1962年，我31岁。
在警察学校培训了半年，我分到了台北刑警大队，后来还担任了组长。从那时起，我这个在台湾的“外省佬”，总算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收入也有了保障。
结婚两年后，我有了大女儿，后来二女儿、三女儿和儿子陆续出生，让我备感家庭的负担和责任，这以后的十几年便是在抚养、培育孩子，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中过来的。
那时，我自己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深深体会为人父母的艰辛，等紧张的生活稍微有了缓解，我便开始想念在大陆的双亲。
我当时是家里的长子，我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三个弟弟、五个妹妹，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靠父亲常年出海捕鱼为生。
想到我17岁刚刚成人能为家里分担一些艰难的时候，便被带走，一去就是十几年，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