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四十年》3.当团聚变成永诀(5)

窗外的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可空气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沉闷了,刘女士起身把刚才关紧的窗户打开一条缝,一丝清凉的空气沁进来,使我们彼此都觉得神清气爽。是1983年吧,那天我正上着班,有个人给我带来一封已经打开的信。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外地无亲无故的谁会给我写信呢?

找了个角落,我仔细地一看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那是我父亲写来的信。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又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没错,是我父亲,因为信的开头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里面提到我的地方全是我的乳名,除了父亲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乳称。

尽管很激动,可我必须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再回去工作,因为我实在吃不准这是福还是祸。

晚上回到家里,我没敢跟孩子们说,和丈夫躲在屋里又把父亲的信琢磨了半天,这才肯定父亲是真的来信找我来了。

那时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和母亲早已迁到青岛定居,他托一个朋友从美国回大陆捎的信,并且,把信直接捎回了老家费县。

因为当时台湾那边也不太清楚大陆这边的情况,因此,信封也写得含含糊糊,直到老家的人把信打开看了,才知道是寻找我们母女的。

村里有知情的人便托人把信儿捎到了青岛——我的手里。这期间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且,父亲的信上也没有落地址,我们只知道他还健在,在台北定居,别的就不清楚了。

接到父亲还活着的信儿,我心里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们这时才知道还有一个姥爷在台湾,女儿说我:“妈,你可真够坚强的,这么多年就没听你提起过台湾还有一个父亲,我们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个姥爷吗?”

对女儿的话我只能用苦笑来应付,这么多年我为父亲受的苦我自己知道,我不愿让我的儿女再受牵连。

从那次接到父亲的信儿,我们一直在等,期盼与父亲尽快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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